宣统年间，清政府为筹备立宪，曾举办人口普查，是为宣统人口普查。何炳棣、侯杨方基于对数份督抚奏折的解读，对宣统人口普查的执行情况及普查结果形成了截然相反的评价。何炳棣认为宣统人口普查并未切实执行，普查结果也是自欺欺人的；侯杨方则认为宣统人口普查曾切实执行，且由于结合了地方自治的建立，调动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故保证了人口普查的有效性与可靠性。由于督抚奏折对宣统人口普查的报告极为简略，仅依据此类史料评判宣统人口普查，结论难免产生分歧甚至对立。《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留下了丰富的来自民间视角的宣统人口普查资料，对其进行发掘和解读，有助于深化对宣统人口普查的认识。
清政府在举办宣统人口普查时，各地曾掀起调查户口风潮。该风潮持续一年多，波及十余省，民情激烈，曾引起朝野各界的注目。在各地调查户口风潮中，又以江西、江苏、山东等地最为剧烈。
江西省的调查户口风潮发端于丰城。1909年5月9日，丰城县县令邀集该县七坊士绅造册编查。编查行将结束时，多地发生索还户口册、捣毁编查员房屋及捆吊殴打编查员情事，且各处谣传编查户籍是为了征兵、兴人口税及以被编查者之灵魂镇压铁轨。至6月3日，该县曲江的抵制行为已发展为聚众至千余人，打毁公局、拆毁店房，洗劫编查员家室的大风潮。丰城之后，江西宁都等数个州县亦纷纷滋事，群起反对，气势汹汹，无不以杀尽调查员为唯一不二之方针。一时之间，风潮迭起，大有不可遏止之势。
江苏省调查户口风潮始自宜兴，后延及苏省各州县，波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相比于江西有过之而无不及。1910年1月，宜兴县和桥镇举行户口调查时引起民众疑忌，再加上匪徒出而造谣，最终激起风潮。1月27日，千余名民众蜂拥至该镇鹅山学校，击伤教员，毁坏学校的房屋器物。和桥司官出外弹压，肩舆亦被击碎。宜兴县和桥镇的调查户口风潮迅速延及荆溪县丁山等地，各处毁学堂数量不一，烧绅董房屋数十家，群情汹汹，势甚剧烈。宜荆酿成风潮之后，阳湖等近二十个州县均掀起了反抗户口调查的风潮，平和者聚众喧闹，要求索回户口调查册，激烈者毁房劫绅，冲击公所、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
总体而言，江西、江苏等地的调查户口风潮虽然波及范围广、规模较大，但尚未形成官民之间的尖锐对立，大部分风潮在政府官员、地方士绅的抚慰劝解下最终都得以平息。不过，也有一些地方因官民或绅民之间积怨过深，已成水火之势，在调查户口风潮的催化下，遂酿成民众集结围攻县城的大规模民变。山东省莱阳县和海阳县即是如此。
各省调查户口风潮，虽波及范围广狭不等，剧烈程度有差，但都在不同程度上为宣统人口普查的举办带来了阻碍和困扰。一方面，不少已完成或正进行人口调查的地方，因民众索回、毁坏调查册籍，原有调查结果毁于一旦；另一方面，由于各地民众在调查户口风潮中冲击调查机构及调查人员，对调查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迫使他们或辞职规避，或裹足不前，最终影响人口调查的顺利举办。
从起因与民众诉求来看，各地调查户口风潮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第一类调查户口风潮的酿成，多因民众对人口普查本身心存猜疑误解。在此类风潮中，民众一般以取回户口调查册为基本诉求，较易平息。第二类调查户口风潮的酿成，则多因民众欲借调查户口风潮达成其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在此类风潮中，民众以减免捐税、停办新政、查处劣绅为其主要诉求，不仅抵制人口普查，还敌视地方士绅，甚或冲击官府，一般较难平息。综观各省调查户口风潮，实以第二类为多，可见其背后有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动因。
第一，清政府举办新政所需巨额经费，最终多以捐税的形式转嫁给广大民众，致使一般民众不堪重负，民情早已达积久思变的地步。其时，朝野有识之士不仅对此有透彻的理解，亦毫不隐讳。时任直隶总督即指出：“（山东）莱阳幅员辽阔，俗尚强悍，绅民交恶，已非一日，近年举办新政，假手乡绅，更不理于众口积怨已深，久思寻衅。”（《直督查覆莱海两县滋事情形》，《申报》1910年4月24日）当各地举办人口普查时，民众既受累深久，以为虐民之事复生，故谣诼四起，群情恐慌，最终激起反抗调查户口的风潮。
第二，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器物、制度、思想观念的涌入，国内已形成中西激荡、新旧融合的局面。然而，在面对新事物时，各阶层群体因接受能力和意愿不同，极易形成观念上的断层。及至清末，随着西方宪政思想和户政制度的传入，不少官绅已视人口普查为筹备立宪之第一要政，然一般民众仍固守原有观念，不知立宪为何事，调查有何益。因此，当清政府举办人口普查时，官绅知其为筹备之要政而毅然力为；民众未见其利，以创举而惊疑，遂导致双方关系紧张，激起大规模反抗调查户口之风潮。
面对各地调查户口风潮，朝野各界大致形成了两种应对策略，其一将其视为愚民暴乱，主张武力弹压；其二则将其视为官绅虐民下民众不得已的反抗，主张劝谕抚慰。在各地调查户口风潮中，以主张劝谕抚慰者为多。部分地方长官之所以主张劝谕抚慰，是因为一方面认识到风潮的酿成，多因地方官绅苛政虐民，致使“民夙怼官”，故政府虽有利国便民之设施，民众亦每以蠹国殃民而群起反对；另一方面意识到风潮的激起，还因官绅在举办人口普查时没有开导民智。在教育不普及的情况下，民众对于人口普查茫然无知，心生疑忌情有可原。因此，为官者应巡行乡野，竭诚演说，尽情劝谕；为调查员者，同时应设法劝遵，曲述理由，如此对民众实施宣传教育，乡民虽愚，疑虑自然冰释。
仔细考察宣统年间各地的调查户口风潮后，对于学界有关宣统人口普查之既有认识，似乎可以作如下补充和修正。首先，综合督抚奏折及报刊的记载可知，宣统人口普查在多数省份确曾执行，但鉴于各地调查户口风潮对人口普查所造成的阻碍与困扰，对其执行效果不宜过高估计。其次，在宣统人口普查的举办过程中，地方士绅的确是中坚力量，但在各地调查户口风潮迭起，绅民矛盾激化，地方士绅的人身、财产安全面临巨大威胁的情况下，他们能否一直保有较高的积极性仍值得进一步考察。最后，在宣统人口普查中，各地官绅未能对民众实施有效的宣传教育，是酿成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进言之，清末和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在举办人口普查或调查时，始终未能对民众实施有效的宣传教育。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人口普查时，中国共产党凭借卓越的宣传动员能力，消除了民众对人口普查的疑忌心理，确保了人口普查的顺利举办。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近代中国户政制度建构研究”（XSP22YBC066）、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近代户政制度研究——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19C006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