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6日，瑞典学院宣布，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为：“她以勇气、冷静和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压抑。”埃尔诺出生于利勒博纳，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教，后在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1974年，埃尔诺以《空衣橱》开启文学生涯，1984年，其创作的《位置》获法国雷诺多大奖，2021年，埃尔诺获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国际作家终身荣誉奖，从而跻身法国当代一流作家之列。埃尔诺的小说既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也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经常被称为“社会性自传”。虽然埃尔诺强调其作品无意写自己的生活，但这种“社会性自传”更为真实地揭示了个体存在的境遇和秘密。
个人生活与集体经验的互动
埃尔诺的小说始终执着于对自我故事的书写，从《空衣橱》（1974）开始，《位置》（1986）、《悠悠岁月》（2003）、《耻辱》（2007）等作品都展现了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孩的成长过程，家庭生活、婚姻与情感经历在其小说中反复出现。但她的回忆性书写里没有丝毫的自恋，个人生活与集体经验的微妙互动才是其自传性书写的焦点，正如埃尔诺所言：“现在我确信，把自己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方式较之私人日记的内省，更有助于发现自我。”
《位置》以“我”为视角讲述了父亲的一生：从辍学后到农场干活，服兵役后去缆绳场，最后在Y市与母亲苦心经营咖啡杂货店，直到1967年去世。父亲的一生都在为获取更好的社会位置而努力，“我”也在父母的强烈意愿中嫁入中产阶级家庭，成为真正的布尔乔亚。小说中，作为叙事者的“我”不再限于个体维度，而是深深嵌入到集体性的“我们”之中，“我”对父亲的追问和审视常常通过“我们这边”——平民阶层的生活而展开，“我”的个体性和内省性完全融入到集体性与外部性之中。当“我”不再是纯粹的个体而同时具有了复数意义时，埃尔诺的回忆性自传必然带有丰富的社会性特征。它试图表明，最隐私的往往是最具有社会性的，纯粹的自我是不存在的，个人独立性是社会性中本来就应具有的内容。正如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言：“人究其根本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他与社会、历史结构间的密切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理解他。”
在对周遭世界不厌其烦的呈现中，埃尔诺的小说尤其关注社会生活对个人成长的压抑。《位置》中的“我”成长于一个充满区隔的社会空间，其中既包括“我们这边”的生活：父亲身上挥之不去的牛奶味、母亲的坏脾气，以及男人们赶集回来扛着的铁铲、木板和土豆口袋；也包括“那一边”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世界：他们居住在市区宽敞、整洁的房子里，打着桥牌或听着音乐，生活中总是充满着礼貌与文雅。布尔迪厄认为，习性来自社会空间中处于相似位置的行动者所拥有的共同性情，它通过持续不断的灌输使得统治者的生活趣味成为合法、普遍的社会形式，从而给被统治者带来难以摆脱的社会压力。
当处于阶层变迁中的“我”面对阶层隔阂带来的各种压力时，耻辱便得以滋生并如影随形，即使打破了阶级区隔、成为真正的布尔乔亚之后，“我”依然难以摆脱耻辱：“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只是耻辱的象征：院子里的公共小便池，两代同睡一个卧室——按照我们这个阶层的人的习惯，同时也因为我们缺乏房间，我们和父母睡在一起——母亲的耳光和粗话，喝得酩酊大醉的酒鬼和赊账的贫穷的家庭，我对醉酒程度的确切了解，以及月末赊账的贫穷家庭的深刻了解，都证明了我属于那样一个阶层。”一边是标准规范的法语和优雅的抒情，一边是过时而丑陋的方言土语和吵闹，阶级隔阂所构成的种种压抑让“我”不断陷入难以自拔的“内心流亡”中，无法在繁复琐事中捋出具有意义的事情来。在集体经验和外部生活的映照下，一种难以确定的自我图景得以显现。
女性创伤记忆的自我书写
除了书写阶层区隔给个人成长带来的无法消解的耻辱之外，埃尔诺的回忆性自传还始终秉持着女性主义视野。她的小说不仅呈现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精神的侵袭与羞辱，还揭示了女性尊严被褫夺后的精神状况：耻辱如何一步步植根于女性内心，并对女性记忆形成持续不断的压抑与篡改。
《耻辱》以父母的一次吵架为开篇，父亲在盛怒之下要杀掉母亲，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不安和恐惧，但面对这样一件让“我”感觉灾难临头的事件，男士们都不感兴趣，甚至反感。父权社会丝毫不关心女性的心理感受，只是将女性的身体当作猎奇的目标，他们对女性的压抑既是赤裸裸的身体暴虐，也是悄无声息的精神掠夺。《一个女孩的记忆》梳理了一个充满欲望和羞耻的青春期故事：夏令营教练的诱惑与“我”在卑微中的无法拒绝，在这样的诱奸中，没有人会关注一个女孩如何被侮辱。埃尔诺试图穿越记忆的障碍，以呈现耻辱侵袭女性身心时构成的种种情状及其后果——女性不仅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而且还沦为一种异己的存在。《一个女人》回忆了母亲一生的故事，母亲十几岁时的粗暴自信里夹杂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和男孩子一样能干：锯木头、摘苹果”，但父权社会对女孩子的行为无时无刻地进行监督，母亲想尽办法依照舆论做一个“严肃女工”——做弥撒、领圣餐、学刺绣，但由于“男孩子式的短发及大胆目光”，她仍然被视为一个“非正派女孩”。在父权社会的凝视下，母亲逐渐失去自我，曾经的自信自强不断沦丧，结婚后的母亲不再有浪漫气息，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不修边幅，开始“品味做妇人的喜悦”，并追求男人们目光下所谓的“漂亮时髦”。
与阶级压迫一样，父权社会也是通过持续的鄙夷和排挤，将耻辱植根于女性的内心深处。在耻辱的裹挟下，失去自我的母亲不再拥有健全的精神，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人，更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女儿。一方面，母亲不断用“你值得”“你配得上”这些话语激励“我”发掘自己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内化于心的耻辱又使母亲近乎本能地将自身的独特性视为异类，她不仅看不到自己的真实自我，也无法容忍“我”身上的女性特征，甚至“我”更衣时无处遮掩的身体变化也令她反感。在这种矛盾心态的钳制下，母女之间的彼此依恋最终沦为相互怨恨。母亲试图限制和控制“我”，但她的粗俗让“我”倍感耻辱，“我”只想远离母亲。母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被扭曲，关键在于耻辱篡夺了母亲真实的自我感觉，乃至于全部记忆，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其实是其自我遗失的证明。埃尔诺的女性书写显示了鲜明的个体姿态：母女之间重建关系的关键在于女性个体记忆的恢复，它需要摧毁父权社会的等级辖制，并通过想象去建立富有差异的关联，从而在广阔的社会历史中探寻更为真实的自我。唯有如此，充满爱与宽容的母女关系才能得以重建。
小说叙事的建构方式
埃尔诺的小说包含了回忆性自传的各种要素，但却并不是对个人历史的完整回溯，关键在于其小说叙事对传统自传中主人公、叙事者、作者同一性身份的消解。在埃尔诺的自传性小说中，回忆不再是稳定、封闭的个人感受和体验，第一人称的“我”常常幻化为第三人称的“她”，或寄寓在复数的“我们”之中，从而将内省的自我外在化。在这一外在化过程中，小说中的照片、影像成为关键要素，它们不仅是个人与集体回忆的触发点，还成为小说叙事的根本建构方式。
《悠悠岁月》描述了1941—2006年间的法国当代生活，小说中的14张照片将60多年的生活图景划分成15个部分。一方面，作者将自我匿名为照片中的“她”，从而能更为客观自如地展现和审视个人过往的生活点滴，甚至是不宜公开言说的隐秘之事：从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到欢情爱欲，从深藏于心的愿望到个人的种种喜好，一个女人从小到60多岁的成长过程得以丰富呈现。另一方面，小说在各个照片之间穿插“我们”“你们”等复数人称叙事，以激发他人的共鸣，使主人公的个体记忆融汇于集体记忆之中，战争、总统大选、国际风云、经济生活等历史流逝中的各种事件、观念和习俗得以生动呈现。照片是时代的索引和回忆的坐标，它们不仅标明了具体的拍摄时间，还串起了各种回忆，从而将60多年的历史画卷与自我的追寻相吻合。
同时，照片也是历史的瞬间性凝固。14张照片在引发小说整体叙事的同时，也造成了时间的空间化，从而中止了小说的叙事之流，消解了传统回忆性自传的线性叙事方式。传统回忆性自传坚信时间发展的因果联系，呈现的是生活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以便在时间的有条不紊中寻找生活的意义。而《悠悠岁月》重视的是时间的宽度，呈现的是偶然性和碎片化生活，这体现了一种新的叙事价值：生活的真实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各种事件的偶然关联与交接。《悠悠岁月》着力捕捉的正是生活的丰富细节，是一些时刻与另一些时刻的漂移：带碰碰车的小舞会、家乐福的女打酒员、公园里的旋转木马……这些碎片式生活的堆叠会激发一种被淹没的印象和瞬间感觉，并以此来呈现流逝岁月的真实面貌，正如埃尔诺所言：“在屏幕上连续放映的按日期分类的照片胶卷上，在各种场面、风景、人物之外，散布着一个唯一的时代的阳光。”
照片是时空的奇异纠缠，它们不仅引发了小说的叙事序列，也潜在地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导向。如何在照片的光线中摄取时代的灵光？罗兰·巴特认为，照片中的“意趣”是关乎社会、政治、文化的东西，“刺点”则是能打动观看者的一种偶然因素和细节，它位于图像可描述的总体性之外，能打乱图像的意指过程。《悠悠岁月》中照片的“刺点”包括服饰色彩、面部表情、身体姿态等偶然性细节，它们往往游离于图像的显在意义之外，代表了过去生活中的微小火花，能激起自我的丰富想象和无意识流动，使当下自我与某个时光片段正面相撞。正是这些散布于照片中的细微之光，才使得过去与当下相互映照，一个投射于社会与历史中的真实自我才得以彰显。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