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地小说在新世纪的进一步崛起是当代文坛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在《尘埃落定》之后，阿来的《空山》《格萨尔王》《瞻对》《云中村》等长篇、范稳的由《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组成的“藏地三部曲”、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红柯的《生命树》《乌尔禾》等一批有影响力的长篇边地小说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此外，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雪漠的《大漠记》等生态小说，宁夏文坛的“三棵树”、甘肃的“文学八骏”等都带给人们全新的阅读冲击。这些文学现象并非凭空而起，需要在新的结构性联系中看待。

　　全新的阅读冲击

　　追溯当代汉语边地小说崛起的历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扎西达娃、乌热尔图、郑万隆等依托边地而展开的寻根之旅自不必说；王蒙、张贤亮等“归来的流放者”的作品同样打上了边地色彩；张承志、霍达等更是从精神皈依的角度探索边地文明的源头。仅以当代文学最富代表性的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作为评价指标来看，上述文学群体共计获得茅盾文学奖四次（阿来、迟子建、王蒙、霍达）、鲁迅文学奖十次以上，可以说密度很高。当然，仅以获奖多寡作为创作成就的衡量砝码未必合适。此外，一些作家并不以获奖著称，但同样不乏有文学史价值的创作，比如扎西达娃的小说创作，放在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来看，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意蕴上都曾带来丰富的启示。所以，学者张清华认为，“扎西达娃出现在历史的拐弯处，一些重要的变革，显见得是从他开始的。他是1985年最优秀的作家，因而也就是当代小说艺术转折时期最重要和最富贡献的作家。尽管他差不多已‘封笔’多年，但我们在回溯当代小说及其美学演变的历史时，还是要为他公正地记上这重要的一笔”。

　　再比如，张承志的早期小说多次荣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神示的诗篇》之后，他主要转入随笔式散文的写作，但张承志以其决绝的姿态和坚忍不拔的探索成为当代文学不可忽视的存在。暂且不论诗歌与散文等文学样式，仅就小说创作而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文学现象的发生，使得边地小说的创作如此具有生机与活力，是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思的学术议题。众所周知，除了相对孤立的欣赏式批评，但凡要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或一种文学现象做深入研究，总是要联系到特定的文学与文化思潮、文学范畴，或在特定的文学史框架下，才能理清文学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找到隐藏于它们背后的内在联系。

　　对于上述文学现象，我们通常是在两种框架背景下展开研究。一是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框架下展开研究。比如，从少数民族文学的角度，对张承志、乌热尔图、阿来、扎西达娃等人的创作展开具体解读，探究他们的文化记忆、文化认同及与此相关的族群意识、审美特质等。二是在区域文学框架下展开研究，挖掘这些文学现象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比如，与西部文化、藏文化之间的联系等。但是，无论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框架，还是区域文学研究框架，都只能从侧面部分呈现和解释上述文学现象，不足以充分阐释前面所提及的作家创作和文学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还是在相对区隔、孤立的状态下来看待和理解上述创作和文学现象，未能深入把握这些创作之间的结构性联系，进而揭示它们形成的审美机理。事实上，只要对上述作家创作和文学现象细加寻绎、比较，便不难发现它们之间丰富的内在联系。

　　丰富的内在联系

　　边地小说创作丰富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家与作家之间。这种创作之间的联系，既体现在同一民族作家之间，也体现在不同民族作家之间。例如，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骚动的香巴拉》等已经带有对藏地社会文化的当代变迁进行宏阔历史扫描的艺术意图，到了阿来的《尘埃落定》，这种艺术意图可以说才实现得更为切实、充分。无论是通过《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还是《古海蓝经幡》，我们都可以看到扎西达娃身上确实不乏艺术的原创力，但一种文学脉流、艺术形态往往并不能由某一个作家完成，而是由一批相类、相近的作家相互启发、促动，在前后接力中逐步完成。这种作家之间的相互启发与促动，既体现在同一民族作家之间，也体现在不同民族作家之间。比如，陕西作家红柯笔下的西部边地书写，尽管在质地上、内蕴上与张承志的西部书写颇为不同，但作品中浓重的色调、浪漫的情怀，明显有受前者启发与影响的痕迹。这些现象表明，不同民族作家在创作上的相互渗透来源于相关创作视野和审美思考上的内在联系。正是同一民族作家之间和不同民族作家之间在创作上的相互交织，构成了富有生机的群体性文学现象，或者说，构成了富有地域特点的区域性文学现象。

　　第二，区域与区域之间。如果稍微扩大视野范围，把东北边地、西部边地、西南边地纳入整体视野，不难发现，就地域文化内涵而言，它们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但在具体的审美表达上，它们之间又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和类通性。这些地区的汉语边地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丰富的潜文本书写。比如，张承志创作中有关“黑骏马”（《黑骏马》）和“九座宫殿”（《九座宫殿》）的传说；红柯小说中铺叙了大量有关蒙、维、柯、塔等民族的民间神话、传说，以及有关大山、大河、湖泊、土地的神奇故事；扎西达娃、阿来作品中关于藏地的神话、传说等；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有关鄂温克的古老故事等。如果说这些潜文本在其他小说叙事中并不是那么完整，那么在边地小说中它们还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作家通过对这些潜文本的书写，或唤起遥远的记忆，或激活生命的场景，或创造出富有激情的氛围，进而回到一种有生命感的文化记忆之中。这种文化上的自我理解与体认并不像寻根小说到80年代后期开始淡化与转向，而是呈现为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入，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后寻根”现象。“后寻根”基本延续了寻根文学探寻文化源头的思路，只不过它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持续展开，过去只是为塑造人物提供一种文化的场景或环境，现在则要寻找一个部族或一个家族的文化演进。

　　第三，边地与内地之间。我们这里强调边地与内地的联系，不是通常的泛泛联系，而是在充分意识到汉语边地小说自身的特异品格以及边地与内地之间深刻差异的同时，把握它们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这种联系既有其历史性的一面，也有其现实性的一面。历史性的一面体现在对边地与内地共通性社会历史记忆的书写上，比如，对近百年间社会变迁过程的展现。从现实性的一面来看，则主要体现为在传统与现代冲突背景中作家的启蒙意识、批判意识。扎西达娃和阿来等人的创作比较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骚动的香巴拉》、阿来的《尘埃落定》《空山》都是在百年历史场景中展开，同时，也有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反思与叩问。这种差异与联系表明，边地小说并不是对内地小说的亦步亦趋，而是基于深刻的历史与人生体验及相应的审美表达。

　　丰富的结构性联系说明我们既不应在孤立的框架中，也不应在模糊的背景下解读当代汉语边地小说。这些纵横联系犹如当代汉语边地小说延伸出来的脉络，恰当地反映出这些作品在创作过程中的内在驱动，也蕴含着相应的审美机理。梳理边地作家创作与文学现象之间的结构性联系，就是要在叩问其文化底蕴的同时，将其放置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并在边地与内陆互为镜像的积极转换中提升文化的自主意识与创新活力，从而实现对边地这一文学空间的历史与审美解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融汇视野中的当代汉语边地小说研究”（20BZW169）、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协同创新中心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