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个古老主题。西方文明的源头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以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以城为中心建立邦国，发展出了繁荣的文化。广义来讲，纪事家是西方世界第一批城市史家。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了希腊城邦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地中海城市文明与东方文明之间的对抗，这是西方最早的城市文明史研究。20世纪初期，历史学开启了以叙事为主的传统史学（政治军事史）向注重结构、分析的新史学（社会文化史）的转向。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城市史与文化形态史学的结合，形成了城市史研究的文化形态学派。
何为文化形态的城市史
城市史学是历史学的学科分支，主要以城市历史为研究对象，探讨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城市与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城市中人的生活与文化传统，同时也研究围绕城市产生的相关理论与学科的知识史。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城市史发端于二战后，施莱辛格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使得城市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塞恩斯特罗姆和山姆·贝斯·华纳推动了新城市史研究的兴起。新城市史关注城市化对当今城市社会的重塑，研究社会流动、少数群体政治、市中心贫民地区等问题，主张城市史属于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这标志着城市史成为较成熟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西方城市史的发展经历了传记、社会、文化、全球、历史学分支五次转向，这五次转向比较形象地阐述了城市史学科的发展史。城市史的文化形态转向是城市史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的一部分。文化形态的城市史研究的是作为文明表征的城市的发展史，是文化形态史学与城市史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人物主要有帕特里特·格迪斯、斯宾格勒、芒福德以及汤因比。20世纪初期，格迪斯的《进化中的城市》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采用了一种文化形态的视野研究城市，这标志着文化形态的城市史研究的开始。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汤因比的《城市的命运》与《变动的城市》的出版，标志着这一转向的形成。城市史的文化形态转向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普世视野，但与城市史的全球转向不同，城市史的文化形态转向在注重历史事实研究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城市作为一种哲学沉思的场域。这种哲学沉思是18世纪以来理性主导的思辨历史哲学的尾音，蕴含着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深刻反思。
城市作为一种文明形态
城市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往往是文明形态的集中体现，或者说城市本身就是文明。城市从起源那一刻起就与文明息息相关。“文明”的拉丁词源是civitas，而civitas的本意就是城市。R.E.帕克认为城市是文明人类的生息之地。戈登·柴尔德认为人类在经历城市革命后进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文化形态史学诞生于20世纪初期，是新史学思潮的一部分。文化形态史学对城市的关注始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心灵为标准划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他认为人的心灵经历了游牧心灵、农村心灵、城镇心灵以及城市心灵（包括世界城市的心灵）四个阶段。这四种心灵的演变，展示了文明从诞生到成熟继而走向衰落的过程。汤因比是城市史文化形态转向的主要推动者，1970年汤因比出版《变动的城市》，他将城市划分为城邦、都城（行省城市）、圣城、机械化城市、世界城市五种形态，每种城市形态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汤因比认为文明即是在城市中的那种文化，城市与文明都是某种社会关系的外在表征，且这种社会关系通过自身的文化属性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城市与文明都是一种文化的形态。
芒福德的城市史研究也可归于文化形态史学的研究范式。事实上，在帕特里克·格迪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影响下，芒福德确实将城市文化作为一种生命的有机体来看待。1938年,芒福德出版《城市文化》。他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城市象征着人类社会中种种关系的总和，城市这个环境可以集中展现人类文明的全部含义。在《城市文化》中，芒福德按照文明兴衰的周期将城市划分为原始城市、城邦、大都市、超大都市、暴虐都市、废墟都市六个阶段。1961年芒福德出版《城市发展史》，丰富并完善了城市之于文明的历史。他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的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的历史。城市不仅仅是人们居住生息、工作购物的地方，更是文化容器，更是新文明的孕育所。芒福德根据文化的特性将城市分为文明发展初期的神圣城邦，中世纪的城镇、冷酷无情的工业城市、文明晚期的大都市以及世界城市等文化形态。
大都市的苦难与希望
文化形态的城市史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大都市生活持悲观情绪。这种悲观情绪在斯宾格勒与芒福德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明的终点是世界城市（大都市）。大都市心灵是一种理智的心灵，缺乏生命的张力，这种心灵陶醉于享乐、放松，追求精神感官愉悦。世界城市的公民甚至会出现“文明人的不育状态”，这种不育状态并不是人无法生育，而是这些高度理智的世界群众已经失去了生育的渴望。芒福德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超大都市是文明衰落的开始，此时阶级分化严重，知识和生活相脱离；工业和生活实用相脱离；生活本身也被分化、泛化，最终解体和衰落；帝国主义时代的暴虐都市则充满有组织的掠夺，军事手段被运用于统治，压制和政治审查使大都市失去了创造性；战争时期的废墟都市则完全摧毁了大都市的生活。到20世纪60年代，芒福德更是认为处于核威慑下的城市文明时刻处于毁灭的边缘。
文化形态的城市史表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追求。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芒福德的城市史研究都表现出很强的怀乡情节，相较于机械的、物化的、缺少爱与关怀的大都市生活，他们更喜欢中世纪静谧、安详、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镇生活。大都市的组织与运作方式使得人日益成为秩序与机器的附属物，人的生命意义减弱，逐渐退化为不由自主的条件反射物。汤因比指出要为人类的感情、观念、信仰以及内心生活提供精神的空间，教堂、广场、绿地可以为大都市物化的心灵提供安身之所。芒福德认为人类文化的标准是人的纯粹而完整的本性，不只是被机器所迷惑并屈从于机械需要的那一部分本性，为了纠正我们过分机械化的文明的缺点，必须建立起多中心的控制体系，并且需要有足够的道德、聪明才智和自尊自重，从而当人类生命处于危机或人类个性遭到威胁时做出调整。
文化形态的城市史研究具有浓厚的启示与乌托邦色彩。斯宾格勒、芒福德、汤因比批判大都市生活对人性和自然的压迫与剥夺，意在警醒世人及时采取措施改善大都市异己的生活状态，重新回归人性化的生活。为缓解大都市生活中城市与人、城市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芒福德与汤因比试图重构城市生活的“邻里单元”，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使人们重新回归“亲仁善邻、互敬互爱”的人性化生活。同斯宾格勒不同，汤因比、芒福德在讨论大都市生活给人性造成的苦难时表现出了一种乐观主义态度，汤因比认为人的适应性是人固有的品质，他能适时做出调整，使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汤因比在《变动的城市》中提出的世界城市联邦政府概念，即是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盼。芒福德虽然对大都市生活充满悲观，但是也讨论了大都市复兴的可能。芒福德指出城市可以显现出断裂生长、局部死亡和自我更新的现象，城市可以跨越不止一个文明周期，它可以从其他地区和文明的健康社会中移植组织获得新生。
西方城市史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两种研究倾向，一种是整体的视野，采用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例如乔尔·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汤因比的《变动的城市》；另一种是微观的视野，采用历史人类学与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例如王笛的《茶馆》。城市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文明诞生的孵化器。在人类的幼年，它作为庇护所为人类提供了安全的环境，使人类避免被野性的大自然吞噬。在当今世界，城市作为文化的熔炉，成为不同文明间文化交流的融合器。城市史研究中的文化形态转向，给予我们研究文明的城市视野，并且影响了之后的跨国城市史和全球城市史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以来的世界大城市理论研究”（21CSS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