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我国译者行为研究纵深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翻译理论，提升中华文化外译学术活力，助力中国文化绽放时代新色彩，11月19—20日，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主办、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全国第三届译者行为研究论坛”在线举行。与会学者认为，推进译者行为研究评价一体化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翻译批评的可操作性，最大程度戒除主观性的一面，还有助于文化传播效果的考察和文化传播能力的提升，这些都将是未来译者行为研究的重点内容。

 

　　加快促进译者行为研究创新发展

　　译者行为研究是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周领顺开拓的翻译研究新领域，属于描写性翻译学研究和翻译社会学研究，旨在客观描写翻译现象，探究行为背后的意志和动因等，进而发现译者的行为规律，从而对译文质量和社会效果做出客观的评价和反馈。

 

　　近年来，译者行为研究取得了很多标志性成果，但同时，其在理论建设、方法创新、解释力提升、新领域开拓等方面仍需不断努力，其中关注经典译家的翻译活动就是一项重要内容。考察经典译家在译著过程中“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不仅有助于推动译者行为研究的创新发展，还有助于我们以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以求真务实的精神不断增强中国话语对外译介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王克非强调，通过分析经典译家的译作，可以领会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感受其沟通中外文化时的精神追求，从而在学术上丰富完善译者行为研究。例如，中国翻译家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附了大量按语，这些按语既是研究严复思想的极好材料，同时也表现出严复译书的用意和他所下的苦功。由此可见，译者并不是在进行一般的翻译介绍，而是在充分了解中外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有目的、有选择的文化活动。

 

　　在译者行为研究的理论本体研究方面，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赟对网络时代的译者主体进行了深入思考。她认为，只有进一步明晰网络时代译者作为主体的内涵与边界，才有助于深化译者行为研究中的身份和角色研究等内容。现代译者通常借助零散的、从网络巨大信息流中获取的信息，进行语言符号的转换和意义的构建。从表象上看是键盘替代了笔墨，但在实际操作中，程式化的联想词组输入、与他者的实时互联、随手可得的语料，都对译者主体的思维方式产生着深刻影响，以隐蔽的方式形成了对翻译行为的“操控”。所以，对于网络时代译者主体的研究充满了时代的特点，无疑会充实译者行为研究的内容，使有关研究更好地对接时代和社会。

 

　　译者行为研究既包括纵向的学术研究，贡献于翻译学科建设，也包括横向的结合研究，服务于时代和社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程维认为，国际传播特定场域中的译者身份，既包括译者的个人认知、态度、价值和情感等主观认同，也包括国际传播场域中其他社会角色对译者的定义、期待、协商和分工。她将国际传播限定为“在新时代语境下，媒介机构基于国家立场、面向国际社会进行的信息传递行为及现象”，要求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内涵，打破原有学科、专业的壁垒，把国家的战略需求转化为学科和专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培养与需求高度匹配的翻译人才。

 

　　探讨译者行为批评新路径

　　探索“译者行为研究”领域主要借助的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译者行为研究”与“译者行为批评”二者是研究领域与研究工具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借用译者行为批评进行译者行为的相关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计金标表示，经过多年的努力，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从理论构建到实践应用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对于促进译者行为研究和翻译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译者行为研究要想可持续创新发展，还需要不断加强译者行为批评领域的路径探索。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任东升提出“国家翻译实践”概念体系。他表示，翻译实践可以上升为“国家行为”，可对外亦可对内，既是语际实践，也是话语实践和政治实践。国家可作为翻译主体、翻译目的、翻译对象；译者行为为译者主体性和译者行为批评带来新的思考。国家翻译实践体现于“国家译—译国家—为国译”三变量组合，而以“国家”为视点开展译者行为批评，会衍生出诸多新议题。

 

　　译者行为研究既可以借助语料库等现代化手段开展研究，也可以为语料库批评翻译学提供全新的理论视角。语料库批评翻译学所关注的翻译文本和翻译过程特征可以作为译者行为的依据，语料库方法可以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支撑，为探索译者行为批评提供新的路径。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院长胡开宝阐释道，语料库批评翻译学和译者行为研究具有天然的亲缘性，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共性，使得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译者行为研究和语料库批评翻译学两者均为描写性翻译学研究，均关注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均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均重视对翻译文本和翻译过程的分析。

 

　　聚焦理论和评价一体化建设

　　译者行为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有其研究的范围，而范围的划定，靠的是理论框架的约束和框定，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便承担着这样的任务。

 

　　“经过多年的检验和完善，译者行为批评及其指导下的译者行为研究目前已经到了理论建设的转型期。”周领顺告诉记者，需要用一体化的战略思维开拓译者行为研究的新局面。在推进译者行为研究纵深发展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建设译者行为评价系统。因为译者行为评价系统不仅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翻译批评的关键环节。译者行为批评从体系到概念，都呈现为网络化系统性的动态特征，因此在进行译者行为评价时只有具备网络化动态关系思维，才能提高操作性。

 

　　无论是对翻译原文意义的诠释和生成，还是在异域社会对原文价值的重构，都离不开译者这个主体，离不开研究者对于译者行为的考察和数据的分析。所以，“译者行为批评”的价值是内在的、多元的，值得不断探讨、拓展和完善。浙江大学教授许钧提出，译者行为批评系统性强、概念明晰、目标明确，既能解释翻译现象、解决翻译上的学术问题，又能在翻译实践上助推文化传播，因此，译者行为一体化评价的系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翻译活动中，我们只有具备“文本—行为—社会”一体化的系统思路，才能确保对译本的分析不出现偏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