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瑰宝。它的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却以高超的艺术性,深刻表现了汉代的社会现实与时人的精神生活。神仙世界、芸芸众生、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在汉乐府中均有表现,千姿百态,精彩纷呈,而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鸟类中的黄鹄。
很少有一个对象能像黄鹄那样在汉乐府中享有殊荣。在传世不多的汉乐府曲调中,有三个乐曲直接以黄鹄命名。其一是汉高祖刘邦创制的楚歌。《史记·留侯世家》载,刘邦曾为戚夫人作歌一首:“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刘邦此首曲辞被《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收录,题为《楚歌》,但其曲辞“鸿鹄高飞,一举千里”实则本自《商君书·画策》“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晋代葛洪《抱朴子·逸民》篇提及这首曲辞,称刘邦“发《黄鹄》之悲歌”,此歌晋代时还被称为《黄鹄》。
其二是汉武帝时代的横吹曲《黄鹄》。《晋书·乐志》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十曲。”据此,汉横吹曲《黄鹄》是李延年根据胡乐《摩诃兜勒》改制而成。该曲虽然没有传下汉代歌辞,但直到魏晋之后还在流传,其艺术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其三是汉昭帝创制的《黄鹄歌》。《乐府诗集》该曲题解引《西京杂记》:“始元元年,黄鹄下太液池,帝为此歌。”其曲辞云:“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顾菲薄,愧尔嘉祥。”当时汉昭帝年仅九岁,其创制《黄鹄歌》可谓汉乐府史上的一段佳话。此外,南朝清商曲中还有吴歌《黄鹄曲》。该曲与汉代三首《黄鹄》是否相关不得而知。但汉魏六朝有四个乐曲直接以黄鹄命名,而汉代独居其三,可见黄鹄在汉乐府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其他汉乐府曲调中,黄鹄也常成为曲辞突出的表现对象。《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元封年间,乌孙公主远嫁,心中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此曲被《乐府诗集》收录进“杂歌谣辞”,题为《乌孙公主歌》。作为乌孙公主故国之思的深刻寄托,黄鹄在曲辞中十分醒目,以至于后人直接将此歌称为《黄鹄》,如杜甫《留花门》中的“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即以乌孙公主此歌为典故。
汉鼓吹铙歌曲《临高台》曲辞曰:“临高台以轩,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兰,黄鹄高飞离哉翻。关弓射鹄,令我主寿万年。”黄鹄是祥瑞的象征,黄鹄高飞、关弓射鹄无疑也正是整首曲辞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汉鼓吹铙歌曲《雉子斑》表现的主要对象是“雉子”,但黄鹄作为参照对象也得到了突出表现:“知得雉子高蜚止,黄鹄蜚之以千里。”同样,汉乐府相和歌《乌生八九子》以表现“乌生”为主,但其中的“黄鹄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复得烹煮之”也颇为醒目。又传为西汉淮南小山所作的《舞曲歌辞·淮南王篇》歌辞中云“我欲渡河河无梁,愿化双黄鹄,还故乡”,与《乌孙公主歌》中的“愿为黄鹄兮归故乡”非常接近。凡此种种,足以见出黄鹄在汉乐府中是一个突出的存在,被诸多曲辞重点书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结合先秦两汉文学创作的整体情况,可发现汉乐府对黄鹄的这种重点书写实则是渊源有自,而且可与汉代其他诗文互为印证。以黄鹄为乐歌表达重点在汉代前即有先例。刘向《列女传·鲁寡陶婴》载:“陶婴者,鲁陶门之女也。少寡,养幼孤,无强昆弟,纺绩为产。鲁人或闻其义,将求焉。婴闻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其歌曰:‘悲黄鹄之早寡兮,七年不双。宛鵛独宿兮,不与众同。夜半悲鸣兮,想其故雄。……’”汉乐府直接以黄鹄名曲,与此非常相似。
另外,黄鹄是中国早期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意象,其核心内涵在于黄鹄能高飞远举的生物学特征,如《商君书·画策》中的“黄鹄之飞,一举千里”。《韩诗外传》载,田饶对鲁哀公说:“夫黄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黍粮,无此五者,君犹贵之,以其所从来者远矣。”楚辞《卜居》载,屈原问太卜郑詹尹:“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凡此皆为前代之例。贾谊在《惜誓》中说:“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汉诗《步出城东门》中云:“愿为双黄鹄,高飞还故乡。”伪苏武与李陵别诗:“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这些为汉代之例。凡如此类,都是着眼于表现黄鹄的高飞远举。汉高祖的《黄鹄》及《乌孙公主歌》《临高台》《雉子斑》《乌生八九子》等乐府诗对黄鹄的书写,都在不同层面与之呼应。黄鹄意象的其他内涵,如故国之思、贤人隐士之喻等,也大多由此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乐府对黄鹄的书写,是对先秦两汉文学中黄鹄意象内涵的回应与总结。
汉乐府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昭帝《黄鹄歌》及汉鼓吹铙歌曲《临高台》中对黄鹄意象祥瑞内涵的开拓。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黄鹄,意味着黄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禽。但到了汉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太平御览》引《广志》曰:“黄鹄出东海,汉以其来集为祥。”表明汉时黄鹄的出现已成为难得的祥瑞之征。这种情况至迟在汉惠帝时代即已开始。《太平御览》引《古今注》曰:“汉惠帝五年七月,黄鹄二,集萧池。”两只黄鹄出现在萧池已成了值得记录的大事。《春秋繁露》云:“恩及羽虫,则飞鸟大为,黄鹄出见,凤皇翔。”可见此时黄鹄已非常不容易见到。《汉书》记载汉昭帝创制《黄鹄歌》的背景是:“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寿。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凡如此类,皆可说明,从西汉早期开始,黄鹄已较少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之相应,汉乐府中的黄鹄书写也就逐渐形成了祥瑞的内涵。
汉末曹丕在《临高台》一曲中,将黄鹄的祥瑞内涵与表现夫妻忠贞的内涵糅合在一起:“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我欲负之,毛衣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这首奇特的作品将鲁陶婴的乐歌内涵与汉鼓吹铙歌曲《临高台》的古辞糅合在一起,体现出对黄鹄意象多重内涵的融合与拓展。
综上所述,汉乐府对黄鹄的书写体现出对先秦两汉文学中黄鹄意象内涵的继承与开拓,进而呈现出集大成的性质。其中,汉乐府对黄鹄意象内涵的拓展又以表现祥瑞为主。这与黄鹄在汉代尤其是汉惠帝之后的减少当有很大关系。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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