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4世纪末期传入韩国作为海外传播的起点，《西游记》全球传播大约有600多年历史，翻译文字达10多种。随着《西游记》的海外传播，跨文化改编也随之产生。20世纪，《西游记》是跨文化改编中最热门的文化资源，改编横跨多种媒介，西游符号及故事家喻户晓，享誉全球。《西游记》跨文化改编成为海外受众认知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随着《西游记》跨文化改编的逐年增多，《西游记》研究开始逐渐关注海外的改编领域。早期《西游记》传播研究，如王平的《明清小说传播研究》、李蕊芹的《西游记》传播研究、胡淳艳的《西游记》传播研究三本专著中，都零星论及日本及欧美传播中的改编情况。近年出现了这一改编领域的研究专论，如张充的《泰国大众文化下的〈西游记〉》（2014）、黎亭卿的《中国古代小说在越南：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中心》（2013）、贞和（韩）的《〈西游记〉与东亚大众文化：以中国、韩国、日本为中心》（2011）。

　　尽管《西游记》跨文化改编研究逐年升温，但是，相关研究似乎并没有把握到这一实践的本质要求，研究重点仍拘囿于改编范畴内，而没有将其延展到跨文化实践的视野中来，不同文化体改编的横向比较尚未展开，跨文化改编实践中的特殊性研究仍阙如。目前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改编版本与原著故事、形象的对比框架中，结论也是描述性的，未能实现文化传播的实质要求与中国符号和话语传播建构的诉求。

　　中国故事的跨文化改编

　　跨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塑造由来已久，存在形式多样，对中国形象全球传播与接受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故事的跨文化改编成为海外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途径之一，与我们本土中国形象与中国话语传播形成交互作用，是全球中国形象形成与传播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西游记》传到海外开始，改编相伴而生。各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西游记》跨媒介改编版本，形成了历时性的《西游记》海外想象图谱。以日本为例，从江户时期的小说改编肇始，传统媒介的改编类型就一应俱全。进入20世纪，媒介类型更是丰富多样，一种新的媒介类型产生，相应诞生新的改编版本，一直持续到21世纪，改编媒介与版本甚是丰富。《西游记》海外想象谱系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系统，潜隐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意识形态与各国文化的编码方式，实质是不同文化主体对文化“他者”的想象机制的问题。作为中国故事与传统文化代表之一的《西游记》，在跨文化改编中，无论其丰富的数量，还是在改编形式的多样性上，堪称中国故事“走出去”的典范。它反映着中国故事跨文化改编的文化生态、中国传统文化与符号国际传播的空间与接受路径，以及跨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中国话语传播。

　　跨文化改编不仅限于故事资源的借用，《西游记》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喻符号，也成为海外文化与中国文化对话的载体。《西游记》在各国的改编中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尤其以文化对话关系为框架的改编中，民族话语转译，符号所指变迁。在这些变异背后潜隐着文化权力关系的博弈，不同的文化主体通过对西游话语再编码，实现相应的社会与文化功能。异域文化不断重新叙写，参与构筑了一个全球《西游记》想象与话语传播系统。跨文化改编消解原著文化符码的原有所指，形成符合改编国的意识形态的新所指。笔者曾在《符号的漂移：“一带一路”视域中的玄奘符号演化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论述符号变迁所引起的文化内容与精神价值的丢失：当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改变，为意识形态编码的新所指所替代，并逐渐为大众接受并固化，这一新的意指符号，随着时间的流变在代际间传递，随着空间的扩大化在地域间流转，而成为大众文化中的新符号，取代原型符号。这种为海外文化重构后的新符码传播将对原著符码传播产生拮抗，会对当前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产生一些消解作用。因此，《西游记》跨文化改编不单纯是一个文学跨媒介转换的技术或艺术问题，还是一个文化问题，折射出中国故事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西游记》海外改编的文化视角

　　在海外文化对中国文化想象方式的展开中，包含着文化主体对文化“他者”的观看动机、文化对话的机制、话语表述等一系列文化问题。而这些问题为当前的《西游记》海外改编研究所忽视。文化政治视角的研究目的在于解构海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表述话语隐含的话语/权力关系，是霍米·巴巴所说的被凝视者对凝视的回应，是对编码意图的批判，尤其是对海外文化中强势话语即西方话语“塑造”力量的抵制。《西游记》作为民族话语的经典载体，内蕴着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伴随着400余年的经典化过程，其中诸多形象已经符号化，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闪耀着中华民族思想的光芒。当下本土的《西游记》改编可谓高产，每年都有一到两部贺岁片，而真正能够将民族话语传播与市场效应有机融合的为数不多。如果中国故事的现代性想象仅仅呈现为东方的神魔进化成了西方的魔幻，显然丢掉了《西游记》这个经典文本的诸多文化价值。因此，文化研究的落脚点应在解构话语权力的基础上，建构具有“反规训”能力的中国话语传播体系。在本土《西游记》改编与对外传播这个层面上，则具体表现为对西方话语表述方式的清醒认识、对民族话语建构的自觉，研究如何创意编码中国文化，强化中国符号与价值的传递。

　　《西游记》的独特魅力还在于其全球化的共时想象绘制了中国想象的共生系统。这是一个多种文化体对话与协商的场域，催生了一个中国想象的比较体系。文化视角为这个体系制定一个研究的坐标，各种文化体作为横坐标，时间历史即为纵坐标，每个文化体的中国想象都能够被准确定位，由此可以看出有关中国想象的特殊性与一般性。非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否在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知识话语是否成为当下多种文化体的大众想象的绝对规训力量？当下的想象与传统想象是否发生断裂？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大众是意识形态能动的解码者。米歇尔·德·塞托认为，大众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实践着对权力机制的抵抗。在这个共享文本的比较中，或许能找到西方知识话语规训下大众想象发生裂变的蛛丝马迹。

　　批判与揭示的魅力在于唤醒主体意识的自觉。话语/权力关系的解构目的是为了还原观看者对被观看者的压制，揭示改编转换话语中包含的文化观念的二元对立的不合理性，展示全球的中国形象的生产链与不同文化体的影响关系。解构并非容不下建构，解构最终是为了建构。查尔斯·泰勒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是自我。在不参照他周围的那些人的情况下，自我是无法得到描述的。作为其他文化体完成自我认同的参照物，中国想象是一面多棱镜，不同视角反射出别样的图景，在众声喧哗中，建构主体间性意义上的民族文化身份主体，真正实现《西游记》的民族话语传播与符号传播的价值，是解构西游全球文本的话语/权力关系的本质要求。

　　中国故事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生产的素材资源，文化转译已成创意背后的潜在规则，转译过程是话语的编码与符号的所指的漂移，隐含着多种权力关系的博弈。《西游记》的全球文本的文化研究仅仅是起点，中国故事跨文化转译亟待全面解码才是题中之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二十世纪《西游记》跨媒介改编创意研究”（18BXW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