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要建成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除了需要国家政策、政府资源等外部支持外，更需要社区的资源整合和能力增强以提供内在支撑。因征地拆迁产生的安置居民，在居住空间发生变化的同时，其原有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也发生了变化。这导致他们对社区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的集体行动能力不足。因此，重建安置居民的联结纽带、强化安置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以推动安置社区实现认同性整合，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同质化居民集中：整合的现实可能

　　根据认同的发生学原理，社区认同产生于居民的交往互动与集体行动中，没有实质交往与互动就无法生成社区认同。因为，“对共同体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至善的追求，使人们在集体行动和公共事务处理中，能够建立互惠、资源共享、相互合作、彼此信任的关系”。在安置社区中，社区居民的同质性更容易促成居民的交往与互动，从而建立起其对社区的集体认同。

　　同质化的生活需求使安置居民的利益趋同。相似的生活需求是社区集体行动的基本生长点。安置居民为征地拆迁的农业转移人口，在文化、交往与生活方面的需求一致性程度较高、利益大致趋同，这为社区集体行动的生成提供了根本动力。只有契合大多数居民需求和利益的公共议题，才能吸引居民的参与和行动，提升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的利益诉求，促成居民在集体行动和利益诉求满足中建立起社区认同。

　　相似的社会记忆为安置居民供给共识性规则。保罗·康纳顿认为：“过去的现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记忆。”社会记忆是关于过去生活经验的记忆，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一致性行动规则。居民的社会记忆越相似，心里默认一致的程度就越高，集体行动能力就越强。安置居民通常来自同一乡镇或基层市场共同体，有着大致相同的农耕生产经历、乡村生活礼仪和农村生活经验，在集体行动中易达成一致，从而能够在有效推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同时，构建起新的社区记忆，强化社区归属和认同。

　　分块化的“熟人社会”是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人们相互认可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性关系网络，是存在于关系结构中的行动性资源。社会资本越高，社区成员间的互助与合作能力就越强。与商品房小区居民缺乏实质性联结不同，安置社区是一个分块化的“熟人社会”，每个“熟人社会”中都有着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的亲属和邻里关系网络，如此强关系网络成为安置社区内部的集体行动资本。安置社区的成员可通过整合社区内部分块化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来推动集体行动，也可在共同的利益需求下，通过“熟人社会”网络实现信息互通与互助合作。

　　居住空间上的集中有利于公共活动的生成。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布与社区整合的关系是明显的。居民的空间分布集中度越高，社区居民展开交往与互动的可能性和频次就越高，因为居住空间可以换取活动时间。安置社区居民有着相似的社会记忆、共同的利益诉求与强烈的社会交往需求。在集中居住的社会空间内，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安置居民，因拥有大量富余的闲暇空间，而更热心于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在公共活动的互助与交往中，强化自我归属感，增进社区认同。

　　再造公共空间：整合的四维向度

　　社区认同性整合的基础在于社区居民基于共性的实质交往和互动，而社区公共空间则是居民交往与互动的基本场域。因此，再造公共空间，重建公共生活，是推动安置社区走向认同性整合的关键。

　　再现传统聚落公共空间，让安置居民在重拾记忆中增进社区归属感。社区记忆的保存和传递让社区生活得以连续，因而是社区认同性整合的重要机制。传统社区记忆既有文字材料与口述资料为载体，更有传统生活仪式和各类标志性建筑为载体。这些物质与精神的形式不断延续着人们的社区记忆，强化人们的认同。安置小区在规划与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安置居民身份的特殊性，对社区公共空间进行原住地文化和传统记忆性空间的设计考虑，让依附于传统空间的社区记忆和共同体认同得以复活和延续。因此，在自然景观的设计中，可模拟或者植入原住村落的空间形态，将原住村落带有社区记忆的古树、石磨、景观坐凳等嵌入小区绿化景观，让安置居民在模拟的原住地空间感知中重拾旧忆；在人文历史景观设计上，要注重社区历史文脉延续，积极兴建村史陈列馆、村落影像展览室等保存传统记忆的人文公共空间，留住“乡愁”，营造共同体氛围。

　　重塑趣缘文化公共空间，让安置居民在社团活动中强化社区认同。趣缘文化公共空间，是指居民以共同文体兴趣为纽带，在交往与互动中形成的自组织性公共平台。社团文体活动因其覆盖人群广、参与门槛低、自娱自乐等特征，故可在短期内提升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中介组织要根据安置居民的文体娱乐需求，积极壮大社区内部原有的社团组织和创建居民需求迫切的社团组织，以尽可能覆盖社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然而，社团文体组织因其结构松散化、功能单一化、活动内部化等缺点，不利于社区整体范围的整合。因此，一方面，要加强社团内部组织化，充分动员和培养社团领袖和骨干，使社团内部形成稳定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培养社团成员的组织意识和公共精神。另一方面，要推动社团活动外部化，通过社区邻里节、趣味运动会等公共活动，让社团组织进行文体才艺的公共展示，通过周期性的仪式活动，使社团成员在提升社区认同感的同时，也创造新的社区文化和集体记忆。

　　再造邻里互助公共空间，让安置居民在共建共享中构筑情感纽带。邻里互助公共空间，是指以需求满足为目标、以时间为媒介、以预期为动力的一种居民间的自愿性劳务交换平台。邻里互助是社区整合的重要机制，以“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朴素价值理念为基础，以老弱病残为对象的“困难—帮扶”模式为典型。邻里互助在即时解决邻里困难的同时，让邻里关爱精神得以传播，社区公益精神得以延续。安置社区是多个“熟人社会”的集合，保留有一定的邻里互助资源，但存在互助参与对象少、互助网络结构松散、互助内容单一、互助水平较低等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个以社区为依托、以“时间银行”为载体、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以政府支持为保障的邻里互助公共平台。社区居民在交换劳动服务的互助过程中，逐步增进对社区的认同。社区要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等形式，做好各类安置居民的服务需求信息收集、识别与分类工作，更新升级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关联互助服务、积分兑换对等服务等“时间储蓄”互助模式，利用“互联网+”技术整合社区内部松散的互助服务资源，并引进社区外部资源以推动社区互助资源整合。政府要为社区的邻里互助公共平台的搭建、运转与维护提供足够的人、财、物支持。通过邻里互助公共平台，社区居民在多点交互的共建共享互助过程中，逐步形成社区认同。

　　重建协商自治公共空间，让安置居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达成社区共识。协商自治公共空间，是指社区居民就社区公共事务展开民主协商与自我处置的公共平台。由于熟人社会的自治传统，传统村落的协商自治空间发达，村民依托党员会议、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等自治载体进行村社自治，红白理事会、老年人协会、村民理事会等自治组织亦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协商自治空间建设，要充分动员和发挥原村干部和村民党员的骨干作用，并联合趣缘、公益团体中的领袖骨干，成立社区自治组织（如家园自治委员会）等自治平台，因为他们的社区事务组织能力、参与意愿、动员能力与个人威望较普通人高，也更能发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组建公共平台的基础上，要合理设置深切观照居民现实利益（邻里空间、物业服务）的公共议题，社区居民通过社区自治平台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在共同的讨论、决策、参与、组织过程中，社区居民会日趋富有责任感和公共精神，并在长期的互动与交往中，形成一致的行动规则、亲密的信任关系和共同的社区记忆，进而促成社区范围内的认同性整合。

　　居民的社区认同是一个从认知、参与到依恋的非线性生长与发展过程。因此，社区公共空间不仅需分类精细化建设，更要根据社区认同生长的时序性规律，将各类公共活动与公共空间建设进行全盘谋划、统筹考虑与协同互动，促成居民从浅层次的趣缘互动、邻里互助参与到深层次的协商议事与共同决策中。最终，在实质性的交往互动与集体治理行动中重建社区记忆、激发社区活力，推动安置社区走向认同性整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郊社区的治理失序与秩序重建研究”（17CSH029）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城市社区治理的公共性重构研究”（16CSH06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