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真是太重要了。”在《冯骥才语文课》一书“自序”中，著名作家冯骥才表示，许多精深的思想和优美的情操，深深留在我们幼时纯洁的心灵里，让我们远远没有进入社会之前，就有了一个“心灵的标准”。可以说，通过教育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心灵天地，注入情感和正义感，以及纯正的价值观，促使心灵这片天地美好、丰富和健康，本身就是一项“标准工作”。
教育承载着民族的未来与希望。在教育实践中，教材不仅是教师传播通识知识的基本工具，而且是传承中华文化精神价值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教材与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密切相关。多年来，我国教材建设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面向未来如何进一步启迪学生心智，锻造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发展洪流中的“强国一代”，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重大现实意义。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石鸥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沈章明，就教材编写现状及意义等问题展开探讨。
总结教材编写宝贵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好教育工作，特别是学龄阶段的教育工作意义重大。教材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承载和凝聚着国家发展与人才培养的思想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那么，在青少年学习成长过程中，教材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石鸥：教科书是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作为实现培养目标最直接的载体，肩负着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重任；教科书是儿童最值得也最需要信赖的智慧源泉，是他们最容易接近的“老师”。小课本、大启蒙，课本与育人从来都是大事。在社会进步与学生成长之间，教科书虽小，却不啻为学生与世界相关联的最重要的文本。教科书教什么、教到何种程度、什么范围，人们就会获得什么样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结构。教材深刻形塑了人们对经济、外交、科学等领域的正确认知，引导孩子们去了解谁、向谁学习、读谁的书。在这一点上，教科书甚至可称为“元媒介”，具有“元智慧”价值，不仅决定了学生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了他们怎样认识世界，是学生正确把握“世界观”与“观世界”有机统一的“人生大课件”。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材建设，重温历史才能更好面向未来，我国教材建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
石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将其视为推翻旧社会、建设新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教材建设的历程，是不断用中国话语、中国元素传承中华文化精华、提供中国经验的过程，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不断将教材深深扎根在中国大地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从培根铸魂、民族复兴、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对国家教材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成立，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实践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长期以来，我国在教材建设实践方面总结了许多有意义的经验。杰出学者参与教材建设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经验。考察近代教育发展史，严复、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林语堂、丰子恺、叶圣陶等著名学者都参与过教材编写，留下了有影响的教材实物。新中国成立后，教材建设工作进一步加强，确立了在国家统一的基本要求指导下教材的多样化发展格局，构建了教材编写、出版、印刷、供应一体化机制，真实保障了学生受教育权利。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于近代中国教材史，教材建设与发展还具有哪些鲜明特点？
沈章明：在现代教育分科设学的意义上，“蒙学教科书”堪称最早的“中国近代教科书”。1897年，南洋公学编印的《蒙学课本》被称为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近代新式教材。《蒙学课本》及时介绍了严复译介的进化论，并乐观地相信，中国只要接受进化论，也可以迅速复兴，寄托了希求教育救国的美好愿景。然而，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始终无法为教材创新提供真正的制度保障，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为代表的近代教科书改革，只能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而走进历史深处，为推进学术史研究和教材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价值。
回顾近代新式教材的建设与发展过程，具有执教者亲自参与编写、从不讳言模仿、时时追求创新的鲜明特点。叶圣陶在中小学教书时多次自编教材，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后来成为新中国教材编写出版事业的领军人物。汪康年、朱自清等也以不同形式参与教材编写工作，并勇于借鉴国外教材编制经验，甚至直接译述相关内容，不拘一格，积极创新创造，付出了重要努力。
教材编写创新与质量提升并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教材建设必须与时俱进，新时代我国教材编写工作有哪些创新之处？
沈章明：近年来，我国教材编写者主动求变、锐意进取，积极借鉴国外教材编制经验、深入领会先进教育理念和理论，展现出崭新的教材编制思路和教材样态。比如，教育部统编教材六三制八年级上册《语文》第一单元就颇具特色。该单元以双线组元的方式编写而成，收录了五篇“成就报道”类新闻作品，还包括一个任务目标清晰、操作步骤明了、参考框架具体的主题探究活动方案。这种设计有助于推动教与学的模式转变。在任务单指引下，学生可以自发地开展自主阅读、群文阅读与合作探究，教师的教退居次要地位，不再强调刻意引导。在这一过程中，读、写、说实现了一体化，学、教、评也实现了同步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推进我国教材建设向国际水平迈进，提高教材质量始终是教材建设的核心任务。新时代教材编写应遵循哪些关键原则？
石鸥：教科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本，也是世界上最浅近的文本，绝非一种“小儿科”事业。作为学生阅读学习的基准文本，高质量的教科书必须满足学生喜欢学、感兴趣的实际要求，让教科书成为构筑青少年精神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种春风化雨般的力量。因此，编写高质量的教科书，迫切需要结合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强化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如若缺乏强大的学理支撑乃至学术质量评价，教科书这一独特的“文本家族”就很难繁荣，更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
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数字教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将颠覆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认知界限。当前，线上教学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教学空间。这一新状况迫切需要我们积极研究与开发数字教材新领域，既为学生提供核心的、基础性的优质教育资源，又确保畅通数字时代网络教育新渠道。
沈章明：毋庸讳言，中国的教材编写与印制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切实推进新时代教材建设工作，教材编制者仍要像前辈那样，充分探索教材发展规律，及时吸收、消化国外教育教学的先进理念，认真研究境外教材编制的有益经验。只有面向世界，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面向现代化和面向未来开展创造实践，有效提升教材编制质量，满足人民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新期待。
基于教材建设角度，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一方面，国家要统筹各方面的资源与力量，培养一批专业人才，深化全面而系统的教材研究；另一方面，要尽快建设教材资源库，制订统一的教材编制和评价标准，健全教材评价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