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祚昌（1921—2006），辽宁辽阳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主要从事世界近代史、美国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代表作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美国独立战争简史》《美国内战史》《杰斐逊传》《杰斐逊全传》等。曾任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会顾问、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顾问。
对中国世界史学科观念和体系的创新
刘祚昌1921年5月生于辽宁省辽阳县（今辽阳市）一个耕读世家，父亲刘国廉是清末贡生，在文史方面有较深的造诣，长期在辽阳和沈阳一带教书。刘祚昌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尤其喜爱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化。
刘祚昌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成就卓著。
我国的世界史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一直受到苏联史学体系影响，存在教条主义、公式化、简单化、脸谱化等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刘祚昌和史学界同仁一起努力，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事研究和探索，他先后参与主编了《世界史：近代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世界史·近代史编》（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等教材。
在上述教材以及他撰写的论文中，刘祚昌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在世界近代史的理论和结构上敢于创新。在史学观念和世界近代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上，主张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以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形态的重大变化作为分期断限的依据，根据这种史学观念，阐释并运用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法，将“1640年至1917年”这种仿自苏联的世界近代史时限改为1500年至1900年，即世界近代史起始于1500年左右发生的地理大发现，终于1900年前后世界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2.对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内容和编写方法做了实质性的改进。改变以往世界史注重政治、经济史的做法，增加了社会史的内容；加强了对近代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力度；重视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研究；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填补了教材在理论和史实上存在的空白等。关于教材编写方法，采取了整体史学的宏观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站在全人类的视角，力图对世界历史进行纵横交错的宏观把握。
3.对世界近代史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把英国“1688年政变”定为“1688年革命”而非“光荣革命”或“政变”。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并非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他否定了传统的“法国热月政变是反革命”的观点，认为其“开始了巩固革命成果和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他认为，德国统一不存在两条道路，只有“自上而下”通过普鲁士进行的王朝战争才是统一德国的唯一道路。他认为，19世纪末西方国家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稳定了西方社会局势和政权，出现了经济繁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他还对英国革命中的农村资本主义发展、土地问题和掘土派运动，提出了独到深刻的见解。他还在“高教版”教材中增加了社会史内容，在人物的评价上有其独到之处，这些都使这部新教材的内容更加生动翔实，在学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的世界近代史体系。
这三部教材均被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使用。《世界史·近代史编》还被用作国家“八五计划”重点用书和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重点教材”向全国推广，并获得国家教委1995年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4.在世界史科研领域中的成就令人瞩目。《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均为我国史学界研究美国史和英国近代史的开拓之作，至今仍是美国史和英国史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除了精通英文外，刘祚昌还熟练掌握俄文和日文。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主译的《苏联史》。
5.对中西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刘祚昌学贯中西，兴趣广泛，在世界史和中国史方面均有不少著述，对中国史研究也有很深造诣。他撰写了有关孔子、孟子、王安石、王阳明和诸葛亮等的研究文章。
享有盛誉的美国史研究
刘祚昌在世界史领域成就显赫，其研究重点是美国史。他对美国史的研究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0年，主要利用苏联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二阶段：1970年至1978年，开始突破苏联史学体系的束缚，直接利用英文的第一手资料，尽可能避免公式化和教条主义倾向，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第三阶段：1978年至2006年，在完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观点新颖的文章和专著。
据初步统计，他撰写有关美国史的论文30余篇，专著4部，译著1部。1954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独立战争简史》，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内战史》。《美国内战史》用生动的语言将美国历史上这场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内战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介绍了当时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情况。
刘祚昌晚年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托马斯·杰斐逊的研究上。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他的思想对美国影响很大。刘祚昌的研究使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制度。他参阅了上百部英文原著，积累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和卡片，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其专著《杰斐逊传》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他和邓红风合译了《杰斐逊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杰斐逊全传》由齐鲁书社出版，这部130万字的历史人物传记，是刘祚昌经过大量的资料查阅、考证和核实史实，精雕细琢，耗时14年完成的，也是其封笔之作。
关于美国独立战争，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对英斗争和政治、经济领域，而忽视了其内部的民主改革，这样一来就冲淡了这场革命的意义。刘祚昌在其专著、主编的教材及相关论文中，弥补了这一不足，突出了美国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纠正了以往学术界的一些谬误。他提出：在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国内也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在《美国内战史》中，刘祚昌注重写历史人物，“通过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乃至个性，去再现历史事件及过程”。另外，他“着重写黑人的血泪史，不但写黑人在南部奴隶制度下所受的苦难和悲哀，而且也写黑人英勇斗争的事迹及解放后的欢乐和失望”，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全面。
刘祚昌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美国政治体制，他的贡献是论证了北美殖民地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民主因素。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是一个黑暗的专制社会，充斥着民族压迫、宗教专制、阶级剥削、契约奴和黑人奴隶制度。刘祚昌提出，在北美存在着大量的民主因素，这些民主因素有利于北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为独立战争和战后美国政治制度铺平了道路。
刘祚昌的美国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获得了高度肯定，《美国内战史》被公认为达到了当时国内美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他的《杰斐逊传》则以优美的文笔、缜密的逻辑和精辟的论述赢得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该书被评为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他的《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0期）一文被译成英文，发表在美国《中国的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Spring，1981）上。1981年，美国《弗吉尼亚评论》（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Summer，1981）发表了美国学者对该文的评论，称“中国人发现了杰斐逊”。该文获得《历史研究》优秀论文奖。1993年，刘祚昌应邀出席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主办的“杰斐逊诞生150周年学术讲座会”，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一代学者的崇高风范
刘祚昌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如此成就，缘于其高尚的品格。他认为，人生在世不能碌碌无为，应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应该对国家对人民尽到自己的责任，这样人生才有意义，才不致虚度。作为一名教师和历史学家，更应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历史教学和著述尽到自己的责任，介绍国内外尤其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资借鉴。
刘祚昌有强烈的事业心，这是他取得如此成就的根本原因。他把“做学问看成是自己的身家性命”。他读书、写作，无论是否节假日，从不间断。那个三尺的写字台对他有着不一样的吸引力，每当他坐在台前，一杯清茶和一支笔在手，思绪就会像飞鸟一样在知识王国里翱翔，令他感到快乐无限。无论是盛夏酷暑、冬日严寒，只要一动笔，他就感到是莫大的享受。他淡泊物质金钱享受，生活俭朴，追求“精神上的幸福”。他认为，一个人不能只知道吃喝玩乐，读书、写作是最大的享受。
刘祚昌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他常以《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勉。无论做任何事，一旦选定目标，就会一直坚持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为锻炼身体和意志，他每天清晨攀登千佛山，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几十年如一日。遇到下大雪或下大雨，也不间断。
刘祚昌十分注重“史德”。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教育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特别强调要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道德来教育学生。为此，他深入研究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尤其是他们的传统道德思想，写了多篇有关孔孟思想的文章。他治学严谨，写文章一丝不苟，遣词造句一有疑问便向《辞海》请教，反对写作中的投机取巧、粗制滥造。他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办事光明磊落，持身清廉，处处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