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一天，我接到素不相识的吴庆宝女士的电话，她是吴达元先生的女儿。她告诉我说，为纪念她父亲诞辰100周年，她已经组织了一个纪念文集，参加写纪念文章的有杨业治、杨绛、徐知免、桂裕芳等。她得知我在北大时听过吴先生的课，邀请我也参加。

　　写吴达元的文章，不可辞。原因很简单，有师恩在也。

　　“洋派大教授”和他的精品课

　　我于1953年进北大西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正好吴达元先生任一年级的老师，讲授法语语法。学法语，必须从语法学起。如果不先搞清动词变位、名词的阳性阴性、单数复数以及形容词相应变化的规则等，那就无异于一头掉进荆棘丛生的密林里，会不断碰上麻烦。因此，先学语法，就是打基础，这个重中之重的课程由一个有名望、有经验、高水平的教授来执掌，实乃最合理也最能使学生受益无穷的教学安排。

　　吴达元先生的语法课可称得上是“教课艺术的精品”。他的课条理清晰，讲述精当，循序渐进，层层深入，他把枯燥烦琐的语法规则讲得叫人听起来兴味盎然。每堂课的主要内容凝练鲜明，给人深刻而突出的印象。而一待讲授告一段落，吴先生又带领同学们进行练习，将所学的内容“趁热打铁”，还经常把一个个学生叫起来，进行强化训练，最后再简要做出总结。他不用捋起袖子看手表，更不用一上讲堂就把表摘下来放在桌子上。他话音一落，下课铃就响了。每堂课的时间，他都掌握得如此精确，几乎分秒不差。若无熟能生巧的功夫，岂能达到这么神的境界！

　　他不仅课讲得好，而且字写得也好。他的一手黑板字甚为漂亮，工整利落，井然有序，对学生抄录做笔记大为方便。一堂课下来，一黑板的粉笔字就像正式印制好的那样排列整齐。他这种干净明晰、有条不紊的风格与严谨明确、精致细密的法兰西语法实在是太相得益彰了。至今，他那漂亮的法文书法，仍历历在目，特别是他写草书字母“r”时，笔法别致而优美，他不是写成“几”形，而是写成“r”形，像一叶小芽，如果跟其他字母连在一起，一“笔”呵成，真是潇洒之至。这一笔法那时就成了我模仿的对象，我不敢说他的语法课我完全学到了家，不敢说所有的细则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但他的字母“r”的写法，特别是与其他字母一笔呵成的写法，我倒是学到手了，而且数十年已经形成了习惯，例如：一写到Tres一词时，一“笔”呵成，再加上一撇，真像溜冰一般舒畅。

　　吴先生除了以教课好而闻名外，还有洋派大教授的名声。他的生活方式，至少他的着装方式，基本上是洋派的。头发梳得整齐而光亮，偏左的一条发缝笔直而一丝不乱。他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平日总是穿西装，而且特别严整、配套，内有马甲，领带打得极有功力，皮鞋锃亮，整个衣着装束没有丝毫休闲随便的影子。人如其文，整齐、洁净、利索、规范，就像他爽净、利索的语法课一样，也像最为有规有矩的法文语法一样，与北大不少名教授的不修边幅形成一道截然不同的“风景”。他的这种风格，看来是体现了他“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理念了，而在欣羡西方文明的学生们看来，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名副其实的教养，甚至可以说是法兰西的都雅与风度。在那时，外国的一切，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他们从吴达元身上却似乎看到了巴黎，似乎闻到了法兰西的气息……我想，这大概可以说是“身教”，至少是带来了些许鲜明的色彩。

　　吴达元先生只教过我们班一年法语。进入二年级后一直到毕业，我们就没有再见过吴先生，只知道他又在为一届又一届一年级的新生打语法基础。即使是在他教我们的那一年里，除了在课堂上目睹他的风采外，课堂外跟他极少有接触的机会。说实话，他身上那种不同凡俗的“派”与由此而产生的“威”使人有点不敢跟他接近，至少我这个“土小子”有点发怵……但毕业之后，同学们聚会时，大家都会想起吴先生，都会赞美他的语法课，都感谢他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语法基础。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先生的《法语语法》一书，基本上就是他给我们教授的讲义，而这种语法书在全国似乎只此一种，可谓这一学科的最高水平。我们也的确曾因为自己是出自吴达元这样的名师门下，自己的那些基础是他给打下的而有些感到自得……

　　法国文学史研究的先行者

　　吴先生原来是在清华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院系调整，他才到了北大。他在清华、北大除了教法语语法外，是否还教过文学课程，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对法国文学是很有研究、很有业绩的。大概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写过一部《法国文学史》上、下两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同一类学术著作中，不论以规模还是以水平而言，都是首屈一指的，他是这个学科名副其实的先行者与开拓者。

　　在翻译方面，他主要的贡献是译介了18世纪的著名戏剧作家博马舍的作品。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曾被誉为“法国大革命的序曲”，达元先生正是译出“费加罗三部曲”的人。他要算是博马舍戏剧在中国最主要的也是最好的译者。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吴先生译的博马舍戏剧被收入了外国文学所等单位主编的具有权威性的“三套丛书”。从吴先生文学研究的业绩与水平来看，我至今也不明白学校为什么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未安排他讲授文学课程。我想，如果他在讲台上讲授法国文学史的话，当另有一番风采。他完全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本本分分、尽心尽力地去教语法课，勤勤恳恳地为一年级的新生打基础。这种精神与品德实在令人钦佩。

　　1957年毕业后，我见过吴先生一次。那时我刚被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工作。我知道博马舍不仅写作了著名的“费加罗三部曲”，而且在戏剧理论方面也留下了一些精彩的篇章。为了译介这些文字，我登门向吴先生约稿。因为那个刊物从来都是约请高层次的学者、专家承担译介的，吴达元于博马舍，当然是最佳人选。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造访燕东园吴府。进入他那间明窗净几、雅致非凡的书房时，我如同进入圣殿一般怯生生。那次，我约稿没有成功。也许是吴先生对理论翻译不感兴趣，他婉言谢绝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吴先生。

　　1976年，吴先生逝世。当时我听说他患的是喉癌。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想，也许是因为长年吸入粉笔灰而患上喉癌的。这么想着的时候，我既有一份哀悼，也有一份感恩。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