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足山东博物馆展窗前，4000余年前的“龙山蛋壳黑陶杯”壁薄如蛋壳，色泽素朴黑亮，造型镂空精致，“0.2毫米的精致”令人震撼！

　　龙山时代黑陶杯是“四千年前人类文明最精致之制作”，以至于央视热播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都要通过“微纪录”方式关注这件镇馆之宝。考古学家梁思永评价龙山文化的黑陶更是不吝笔墨。《考古学报》1954年第1期刊发他的文章指出：龙山文化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史前时期之一，“这个文化最显著的物品是陶器。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他们所制的陶器可与中国制陶技术所造出的最好的产品相颉颃，而形式的轻巧、精雅、清纯之处，也只有宋代最优良的瓷器可以与它媲美”。以文物传播文化，以文物梳理文明。出土文物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基于中国文化自信的高度凝聚，鲜明展现了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古代器物背后蕴藏着深邃的历史逻辑和精彩的文明故事。无论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以宏阔视野探讨国家的本质与文明社会的实质，还是哲学家艾赫尔别格在《人和技术》中，将人类漫长历史比喻为一次马拉松赛跑，进而观察“最后5米”时出现的工业文明带来的炫目灯光和机器轰鸣，都在文明溯源意义上表达了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对文物遗迹科考和手工业考古研究，已然成为深化人类文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手工业：文明起源的重要参照

　　人类文明的起源，这个问题并不比宇宙的起源更容易回答。长期以来，学界对城市、金属、文字等文明要素的探讨不一而足。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考古学更倾向于从人类社会的复杂化程度来理解文明起源的进程。“史前时代尤其是史前时代末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开始之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与手工业两个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认为，手工业技术、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经济、手工业的组织管理等，既是社会复杂化的标志之一，更是社会复杂化的动力之一。因此，开展手工业研究，必然构成文明起源研究中的重要领域。

　　手工业的起源甚至比农业更早，几乎与人类起源同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这句经典论断，对人类起源问题给出了简洁而科学的回答。石器的打制，简单木工具、骨角蚌质工具的加工，动物毛皮衣着的加工……人类在劳动中“不断掌握新的技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表示，原始制陶和磨制石器技术的产生，是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促进了人类食用草本果实由采集向大面积人工种植的转变——原始农业产生。

　　石器的加工、陶器的烧造、冶金术的发明等，构成了各文明古国的史前文化和文明起源的重要参照。中华文明在这些手工业领域既体现了文明的共性，更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加工和使用玉器的国家之一。”白云翔认为，玉器加工的专业化加速了社会生产分工的专门化，并促进社会复杂化。玉器也成为特定阶层社会地位的体现和权力的象征。

　　1963年，那尊后来被命名为“何尊”的青铜器物“穿越”3000年，向后人讲述了“宅兹中国”所蕴含的伟大内涵，这是历史上最早提到“中国”概念的文字记载。在白云翔看来，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明的逐步繁盛，是以青铜冶铸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基础，进而通过青铜冶铸的产业平台来实现并发挥作用。继之而起的铁器冶铸，更是被郭沫若视为人类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中推进生产力“划时代提高”的关键性因素。

　　手工业专业化生产的出现和强化，是国家出现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青举例说，盐业是我国古代手工业的重要部门，也是手工业专业化生产的重要体现，围绕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行为，正是推动社会演进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在鲁北沿海发现密集分布的制盐遗址表明，晚商时期的中原与海岱地区，围绕海盐等战略资源形成了密切互动。可见食盐对中国先秦时期社会演进以及三代王朝的重要性。

　　手工业考古：古代社会综合研究的重要支撑

　　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手工业具有关键性作用，这决定了古代手工业研究必然成为深化人类文明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之一是文化遗物，而文化遗物大多是手工业产品。因而，在古代手工业研究上，考古学有着独特的学科优势。”白云翔谈道。手工业考古在考古学理论中甚至具有支撑性的重要作用。世界近现代考古学最早的理论——“三期说”，就是以史前手工业的研究发现为主要的参照系。刘海旺认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分期法通过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质料的演变，说明了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普遍为世界考古学界所接受”。

　　20世纪50年代以来，针对史前陶窑址、商周时期的青铜冶铸遗址、战国秦汉时期的铁器冶铸遗址，以及魏晋以后的历代瓷窑址等手工业遗存的考古实践研究，为古代手工业的个案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但古代手工业的考古学研究在很长时期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合力”，更不用说形成一个体系。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白云翔回顾说，我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心从考古资料的发现、积累和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等，逐步转向社会历史的考古学研究，并转向中华文明起源和演变的考古学研究。在此背景下，白云翔基于多年来若干个案研究的学术积淀，在2012年发表《手工业考古论要》一文，提出了“手工业考古”的概念与命题，将石器工业、玉器加工业、制陶业、骨角蚌器加工业等25个大门类的古代手工业，确立为这一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并就其定义、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的综合性论述，为系统开展手工业考古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铜器和铁器制作为主的冶金手工业，逐渐主导了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冶铁手工业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尤为显著。”据刘海旺的考察，除铁以外，在古代的冶金体系中涉及八种有色金属，发现最早的是铜与金，其次是银、铅、锡、汞以及半金属砷，最后才是锌。这些金属构成了冶金考古的金属研究种类范围，涉及金属的发现、开采、冶炼、使用等方面。广义上的冶金考古，则涉及当时社会的经济、技术、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信仰等诸多方面。

　　运用多学科方法与理论

　　20世纪50年代，英国科学家贝尔纳谈到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研究起源的工作中，有一个内在的困难，就是回溯得越远，而达到发生基本革新的紧要关头时，就越难确定实际发生的究竟是什么。”对上千年甚至上万年前的手工业进行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然而，考古发掘现场“展示”的文物遗迹，毕竟与历史的真实场景相隔数千年，如何让这些无声的手工业遗存“开口”告诉我们历史上的重要信息呢？“这就需要采用一系列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和阐释，并由此描绘乃至复原当时手工业的情景，进而理解和认识手工业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白云翔建议，考古学者要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指导，夯实基础理论创新前提，广泛运用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等考古学一般理论和方法，根据手工业考古的特殊性，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古代加工制作技术及产品进行模拟实验，并广泛吸收和运用科技史研究成果、手工业生产人类学调查资料及成果等。

　　冶金考古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结合最密切的研究领域之一。刘海旺介绍，针对古代冶金手工业考古，其理论和方法要遵循金属冶炼等相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金相分析、化学分析、铅同位素分析、Ｘ射线显微断层分析等。从综合视野出发，它还需要运用全产业链考古、经济考古学、社会考古学等理论方法从宏观和微观多维度进行研究，对历史文献记载的研究也不可或缺。

　　助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研究

　　4月22日，国家文物局组织编制的《“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发布。在《规划》提出的18项“重点任务”中，“手工业考古”同时被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考古科学关键技术研发与综合应用”所涵盖的研究方向。白云翔认为，“事实上，近年来手工业考古的研究成果为构建和完善中华文明发展时空框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不久前，2021年度“六大考古新发现”和“十大考古新发现”先后公布，河南南阳市黄山遗址赫然上榜。这座历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心性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以南阳独山玉以及其他优质石材为原料的玉石器加工遗存。“这一遗址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史前玉石器加工基地，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为研究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提供了典型实例。”白云翔表示。

　　十年磨一剑。白云翔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项目“山东临淄齐故城冶铸遗存考古发掘与研究”，在2011—2020年间立足学科前沿，着眼于手工业考古研究范式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首次对秦汉时期铸镜作坊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2020年，集田野考古、科技考古和综合研究于一体的《临淄齐故城冶铸业考古》（三卷本）出版，并入选“2020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古代冶金体系是如何构建的？冶金文明在其中的作用、表现形式如何，有何独特性？“要解答这些问题，我国冶金考古研究目前仍存在许多空白和不足。”刘海旺举例说，全国范围内的冶铁遗址考古发现与发掘，仍然存在有些区域不充分、甚至缺乏的情况；古代冶铁业技术发展进程方面，需要更多的全过程复原模拟实验研究；关于古代冶铁业发展对古代社会影响方面，需要创新研究理论指导；中外古代文化交流方面，亟须深化研究古代冶铁业传播与交流的途径和影响。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我们实现了从历史中国到现代中国的伟大跨越，聚焦“国之大者”，更要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史演进的宏阔进程与发展规律，展现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扎实做好从历史中国深入认识现实中国的学理建构。随着手工业考古研究从过去单纯的技术与流程复原，拓展到了对生产组织和社会动能层面的多向度展开，并逐渐成为考古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独立分支学科，发掘研究前景更可期，必将为深化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探源研究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