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海10月24日电 （记者查建国 陈炼）10月16—17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和同济大学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战略论坛暨“百年变局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高端研讨会在沪召开。

　　“伴随着中国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完成，我们进入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在新征程开局之初，如何对中国外交进行总体布局、如何对中国战略进行全面研究，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议题。”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提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主任、教授金鑫表示，当今形势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应统筹思考四对关系。一要把握好内与外的关系，从内外两个大局联动角度来把握政策的“分寸”和“尺度”；二要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研究好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中国的承继关系，对我们科学判断时代大势、准确把握历史方位具有重要意义；三要关注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推动世界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连贯起来，把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连贯起来；四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认为，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与世界共成长、同进步是极为关键的因素，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最终才能达到世界大同。辽宁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提出，东北地区在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方面具有区位优势、政策红利优势、资源禀赋优势以及传统合作优势。东北地区应提升对外开放的整体竞争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做强做优对外开放的走廊通道；聚焦高端产业发展，优化对外合作的产业结构布局；聚力一流营商环境，增强对外合作的魅力与吸引力。

　　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我们要进行战略方向性的再确认——既要考虑战略排序问题，也要进行多样化目标的综合平衡。同济大学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认为，在多目标决策过程中，需要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底线思维和不确定性，并制定综合平衡方案。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的目标排序也要遵循紧迫性、重要性、可行性与合理性进行综合平衡，并据此进行战略规划、安排战略资源、协调战略目标，避免过犹不及和战略透支，长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为实现中国发展的总目标做出科学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表示，中国对欧外交应当重视中美欧三边关系；中国与欧洲发展不能只谈利益，也要强调规则和秩序；中欧或许也进入了某种程度的“竞争”时代，要对相关问题有所前瞻与关注。

　　不断提升周边外交地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健认为，周边关系应当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得到更高程度重视。为此，中国应该处理好中日韩三边关系；将“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关系相结合，将周边打造成新发展格局产业链的关键节点；要以疫情等非传统安全作为切入点，向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加强人文交流，寻找东亚文化的共同基础，推进构建周边人类命运共同体。

　　尽管大国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矛盾，但未来还是会重新归于必要的协调与合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认为，大国的竞争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比拼，而如何处理共同认知与自主协调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面对变化的世界与外部的深度调整，中国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强调间接路线，并逐渐争取战略主动。

　　当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处于变化趋势，而“和平与发展”的概念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徐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无疑回答和解决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时代之问。在此基础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成为应对跨国性问题、化解全球性危机的必由之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提出，中国亟须不断调整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方式及现行的对外交流管理模式，从而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国际秩序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中国的国际战略本身就有“变”和“不变”两个层面，而外交的原则、方针和策略也在变与不变之间发生作用。因此，中国国际战略需要思想理论和实践创新，才能更好地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未来中国外交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