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对华不断挑起经贸摩擦、科技竞争和舆论博弈，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新挑战。对此，国内外有悲观论调认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或被“大国竞争与冲突”所取代，中西之间注定发生“文明对决”，甚至要重归“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宿命。但是，经过40多年的实践探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本质特征，这已成为世界共识。“和平与发展”的底层逻辑真的发生改变了吗？中西文化将走向竞争对抗还是交汇融通？理性思考并正确回答这些提问，是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与西方共同面对的命题。

　　跨越认知沟壑成为可能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在加大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增势位差的同时，也清晰地表明双方兴衰与共的关系依赖仍然未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是人类共存共荣的基础，也是国际社会最大的利益公约数。随着“美国治下的和平”被一再证明是失序、失效与失信的，世界实现“和平与发展”的过程、途径必然发生相应改变，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更多提升倡议权、规制权和话语权的机会。目前，中西方“认知鸿沟”的加剧不仅源自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对时代秩序失衡和利益再分配的拒斥，而且还有西方根深蒂固的“文明优越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世界历史总体演进方向的回避。但从长远来看，中西文化认知的沟堑有望被逐步填平，这主要取决于以下促成条件。

　　从社会发展来看，随着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物联网为主要形式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展开，其更高的效率要求和“以数据为中心”的资源配置特性，必将推动一场全球范围应用市场的深度勾连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人类必须打破既有的国别身份歧见和文化隔阂，实现制度、法律、伦理及合作形态上的进一步融合与创新。此外，资源与生态环境危机、公共卫生与疫病传播危机、跨境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对国际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广范围和更高的要求。这些“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新维度、新挑战无不昭示着国际社会对数据资源及其国际分享利用的强大需求，而这一趋势也将不断促进国际体系由“层级化”向“扁平化”转变。

　　就历史经验而言，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曾数度经过“封闭—开放—融合—对立—开放—融合”的轮回，具备相对深厚的“求同存异”的历史基础。事实上，中国晚近的对外开放与以往不同，它是一次主动向西方学习、借鉴经济社会发展优长的战略选择。不仅有机会让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后半段奋起直追，更打开了完整、准确认识世界的视野，积累起与西方强国打交道的全面经验。与此同时，中国从未试图以放弃主权、制度、文化为条件获得西方的接纳，而是根据自身国情与条件，经过检验不断探索与外部世界融合的路径。

　　以观念演进为线索，中国与西方虽分属不同文明圈，但双方和平共处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出现了四个价值交汇点。一是二战以来得到极大发展的和平主义理念被中国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坚持与维护，它将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延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二是中国通过成功实践愈加坚定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与经济全球化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西方所倡导的开放主义理念并无根本冲突；三是在国际制度设计的实践上，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建设，倡导“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落实等，中国已经快速积累起多边合作的经验和信心，以制度建构弥补认知鸿沟将成为一个有效的途径；四是不断深化内部联合过程中欧洲奉行的文化多元主义与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理念异曲同工，这将为双方治国理政及其他文化层面的互通互鉴提供可能。

　　　中西文化融合的阶段特征

　　中国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将最终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能否实现。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也必须接受体制、观念和实力的再度创新、回归等关键性大考。危机和挑战是改革的根本动力，站在迈向未来的新起点上，中国与西方只有共同把握、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大势，抛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文明冲突等陈旧理念，通过理性、有序的互动与交流，实现国际秩序由“单极独霸”向“多极共治”的平稳过渡。伴随着中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历程，未来30年，中西文化交融将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激烈对冲期”。由于双方产业结构、科技竞争力位差的逐渐缩小，西方将持续产生应激性心理反应，并由关注器物层面的差距下沉到精神层面的排斥。这一时期，中国的言行及文化建设均会遭遇扭曲性解读，因此，需要极大的战略耐心才能渡过难关。

　　第二个阶段是“反思调整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尽管存在“应然”“实然”的紧张与压力，但经过各自的改革，相互间信息不对称、不均衡的状态将得到改进，双方认知向理性回归的空间增大。虽然中西战略互信水平仍然有限，但和平共处、命运一体的共同意识将达到“触底反弹”的节点。

　　第三个阶段是“融合共生期”。这一时期，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促进了多极格局的产生，新的国际规则和秩序令双方获益达到相对均衡，再加上长期实践过程中彼此形成的日趋稳定的预期，将会共同推动中西文明的相互融通，从而建构出更具平等意义的文明互动与兼容模式。“融合共生期”并非是终极阶段，后续的动态平衡过程将相对稳定、平和，基本顺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这两大方向。

　　国际经济关系的演变是推动全球化进程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的底层逻辑，但它并非总能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国家间政治认同与文化识别的全部动力。当前，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表象是政治、经济竞争加剧了双方的制度争议，但根本原因则来自双方对彼此生活样式、发展趋向乃至文明解释力的互疑。相比之下，获得较高公众认同度的中国政府有理由更加自信，而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则相反，随着自身文化自信和统合能力不断下挫，其对华疑虑随之加重。

　　总之，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格局的变动与中西关系起伏存在规律性联系。当下我们见证的是中国影响力前所未有的提升，不仅加速了世界格局的演变，还带来了中西之间关系的巨变。我们可以更加坦然地回绝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对待中国的霸道态度，也要沉着应对外部有意无意强加的质疑和误解。这是需要沉淀下来，用耐心去排解乱象和困顿的特殊时段，它在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将给中国留下改进和创新的空间。我们唯有保持开放、开明的心态，扎实走出符合国情、世情的新型现代化之路，不断提升、探寻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机会，才能成功改写“文明冲突”和“修昔底德陷阱”等西式宿命论，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持续前进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