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瓷文献整体编撰数量稀少，即使拓展到整个古代科技类文献，若与经部、史部、集部等其他类别的文献相比，其数量也少得可怜。梁启超曾言：“做中国学术史，最令我们惭愧的是，科学史料异常贫乏。”作为中国古代手工技艺之一的陶瓷制作，其著述更是凤毛麟角。清代学者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曾言：“从来纪陶无专书，其见于载籍者，或因一事而引及一器，或因一器而引及一事，或因吟赋而载一二名。”从现有陶瓷文献整理的成果来看，中国古代陶瓷文献的分布状况确实如此，不仅编撰数量整体稀少，而且在陶瓷史料分布上也比较零散，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少则一两句，多则数十言，成系统的陶瓷专论之文甚少。直到南宋时期，中国才出现第一篇陶瓷专论之作，即蒋祈的《陶记》，但该文并不是单行于世的陶瓷专著，而是康熙《浮梁县志》卷四附录的一篇文章。到了明代后期，第一部真正独立成书的陶瓷专著，即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完成。
中国具有一万多年的制陶史和两千多年的制瓷史，陶瓷生产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但为什么陶瓷文献编撰数量却如此稀少？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原因：一是作为封建社会立国之本的儒家思想，使大多文人安贫乐道，不重视诸如陶瓷之类的工艺技术。而历代封建统治者又缺乏工艺技术革新及其理论研究的激励机制，使之“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二是受封建思想的禁锢，大多文人忽视与现实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工艺技术及其理论的研究。三是古代文人受“重经史，轻理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思想观念的影响，视陶瓷之类的技艺为“雕虫小技”，不屑于从事这方面的实践和研究，更不愿编撰相关著述。而手工艺人多不识字，无法将自己的技艺和思想付诸文字，笔之成书，从而导致诸如陶瓷之类的工艺技术类文献编撰数量的稀少。也正因如此，《阳羡茗壶系》的问世更显珍贵。
那么，是什么因素推动和促成这部陶瓷专著在明代后期产生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明代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这是《阳羡茗壶系》产生的时代背景，也是《阳羡茗壶系》产生的思想基础。明代文人倡谈心性，坐而论道者多，不过到了明代后期，这种“士无实学”“平时袖手谈心性”等现象遭到了严厉批判，有独到见解的文人开始“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梁启超语），并逐渐兴起了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实学”思潮，使当时研究的关注点由形而上之道转变为形而下之器，出现了一批代表性著述，如《明经世文编》《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阳羡茗壶系》这部论述宜兴紫砂茶器的论著，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是明代后期饮茶风尚的普及和饮茶方式的转变，这是《阳羡茗壶系》产生的社会背景。明代以前，饮茶风尚大多局限于皇室贵族、文人雅士、富商大贾等上层社会；明代以后，饮茶风尚得到了广泛普及，“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上到下，都好饮茶。加上明代饮茶方式的转变，即茶叶不再是碾成屑和香药制成团饼，然后用煮茶或点茶的方式制成茶汤来饮用，而是用高温杀青的炒青法制成散茶，然后用冲泡的方式直接饮用，这种转变不仅加快了饮茶风尚的普及，也极大地推动了紫砂茶器制作的繁盛。正如《阳羡茗壶系》开篇所言：
壶于茶具，用处一耳，而瑞草名泉，性情攸寄，实仙子之洞天福地，梵王之香海莲邦。审厥尚焉，非曰好事已也。故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陶曷取诸？取诸其制。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
用紫砂壶泡茶，不失茶之原味，也不易霉馊变质，即“以本山土砂，能发真茶之色香味”，加上紫砂壶耐热性好，传热缓慢，即使冬天注入沸水，也不会爆裂，并且使用提携时不会烫手，具有其他材质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正因如此，紫砂茶具深受世人的喜爱和追捧。晚明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曾言：
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取以注茶，更为适用……往时供春茶壶，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
三是明代后期紫砂茶器制作的繁盛、艺人名家的辈出以及古董收藏的高涨，这是《阳羡茗壶系》产生的根本动因。明代后期，紫砂茶器的制作十分繁盛，名品逸作迭出，制作者当时已有强烈的精品意识和传世意识，从金沙寺僧、龚春到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再到欧正春、陈信卿、陈仲美、沈君用等，多有留名，这是《阳羡茗壶系》编撰的主要素材来源。加上当时试新茶、品茗壶、玩古董等，已成为文人增长见识、愉悦性情、缓解压力的一种生活时尚。晚明文人高濂曾在《遵生八笺》中论及古董收藏的乐趣：
时乎坐陈钟鼎，几列琴书，拓帖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帘栊香霭，栏槛花妍。虽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饥永日；冰玉吾斋，一洗人间氛垢矣。清心乐志，孰过于此？
明代后期，古董鉴藏名家辈出，如项元汴、董其昌、钱谦益等人，并出现了一系列鉴藏类著作，如《长物志》《古董十三说》《考槃余事》《洞天清录》等。当时的紫砂名品尽管属于“时玩”，但也在其品赏之列，甚至价同黄金。袁宏道曾在《瓶花斋杂录》中言：
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华若玉……其事皆始于吴中，獧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
《阳羡茗壶系》开篇亦有言：
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世日趋华，抑足感矣，因考陶工、陶土而为之系。
如此昂贵的紫砂“时玩”，激发了当时文人周高起欲探其世系、溯其源流的强烈兴趣，这也是促成《阳羡茗壶系》问世的根本动因。
四是作者周高起的兴趣所至和深度介入，这是《阳羡茗壶系》产生的直接原因。明代后期，文人不仅关注鉴藏紫砂茶器，还直接参与到紫砂制作中，如陈辰就曾代紫砂艺人刻款，被称为“陶家之中书君”。周高起作为当时的收藏名家，对紫砂茶壶情有独钟，十分痴迷，也因此促成《阳羡茗壶系》一书的问世。周高起（？—1645），字伯高，江苏江阴人，明末诸生。自幼聪明好学，博学广闻，尤工古文辞。喜好校书，痴迷茗壶，著有《阳羡茗壶系》《洞山岕茶系》等。作为中国第一部陶瓷专著和紫砂茶器专著，《阳羡茗壶系》尽管篇幅短小，全文仅有4000多字，但是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是古今紫砂茶器研究者的必备查考文献，在中国陶瓷文献编撰史和茶文化史上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9世纪以来中国陶瓷典籍的海外传播及其对世界陶瓷业的影响研究”（18BG1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