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15日，“第九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与会学者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国语言学学术思想和优良学术传统，围绕“语言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主题，积极探索如何创新语言学研究方法。

　　交叉研究实现突破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语文献经典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认为，语言学研究要重视总结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我国文字学以汉字为研究对象，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色。当前，将汉语与汉字研究有机贯通，揭示汉语与汉字的密切关系，是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话语体系的重要依托。

　　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值得深入探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李德鹏表示，学科的交叉不仅是研究内容的交叉，而且是研究方法的交叉。重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进路问题，将推动语言学研究创新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汉语方言变音现象极为复杂，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比较现有的方言材料，系统梳理形态学相关定义，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汉语方言动词变音的形义关系与形态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前瑞认为，现有方言研究多秉持多源论观点，同一来源内部的变韵同样具有多功能性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对于现代汉语方言两种极限声调数量上的巨大差异，传统语言学均以中古四声加声母及韵摄条件为演变基础来解释：声调少的方言，是连续合并的结果；声调多的，是进一步分化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根据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这两种声调演变模式有共同的生物学原因。声调连续合并和声调连续分化都与这些方言的语言背景有关。声调连续合并的汉语方言种群在历史上曾与无声调语言种群发生过融合，这些地方的人群因而对声调的敏感性降低从而导致声调合并；声调连续分化的汉语方言种群在历史上曾与声调高敏感性种群发生过融合，这些地方的人群因而对声调敏感性提升而导致声调连续分化。

　　有学者提出，语言学的“跨学科”与“跨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学术创新需要长期默默无闻的研究积累。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杨亦鸣表示，语言首先是思维的载体，所以才被用作交流工具。“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更加凸显了语言沟通这个最基础工作的重要性。中国要从语言大国向语言强国迈进，提升语言能力十分关键。语言学必须通过交叉研究实现突破，回归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点上，回归到它原有的核心地位，只有如此，语言学研究才能迈向新的天地。

　　注重实践 服务国家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语言文字研究者应积极回应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世举认为，语言学研究应该顺应人类发展大势和国家发展需求，深度参与国家治理基础的构筑和治理体系的搭建，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服务国家建设、发展与安全。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先亮表示，语言系统不仅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还能反作用于外部环境。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教授卢德平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概念词不单纯是符号性呈现，而是一种指向基础价值观的社会实践。传播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的政治实践。通过语言景观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遵循符号的转化运行机制，探讨符号文本的转化途径，是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符号学实践。

　　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王春辉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体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科技等诸多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有充足的底气和定力。未来，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加强统筹规划，提质增效，应因定策，为接下来的大发展积蓄力量。

　　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启龙认为，语言学是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实学，我们既要注重对语言事实的发掘，更要注重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创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国内语言学界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学科问题上，聚焦在国外语言学的研究上，相对忽视了社会语言生活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与社会实际的脱钩。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转变。语言能力建构、语言扶贫、语言资源保护、语言安全等方面的课题都进入了中国语言学者的研究视野。我们要冲破狭义语言学的藩篱，拓展研究视野，推进学科交叉，注重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传播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及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主办，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