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南京9月18日电 （记者吴楠） 近日，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在线上举行了“当代中国研究：口述历史、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论坛。

　　与会学者表示，作为认识论的记忆、认同和口述史，不仅在社会学理论上有其重要价值，也为我们理解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分析视角和框架。在诸多有关记忆和认同的研究中，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和认识论，因其对“活的历史”和“多元历史”的强调而显得尤为重要。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认为，无论是研究宏大的国家叙事，还是书写悲壮的民族史迹，都不能缺少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记录。从新中国工业化第一代建设者的口述叙事中，我们不仅能够知悉每一个个体亲历者的个人生涯，也能够通过集体记忆建构整个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义与集体群像。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谢治菊表示，新技术重塑口述史理论研究范式。新的口述史研究需要有较深的史学修养和一定的信息技术知识，史学修养可以把握口述史料研究的正确方向，信息技术可以保证口述史料搜集、处理、呈现等方法的正确使用，二者兼顾，才能够更好地研究口述史。构建新技术背景下口述史的研究规范，包括口述史研究过程中的技术规范、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是做好口述史研究的基础和保障。构建信息化记忆库，不单单要保存历史重大史料，还应包含个体的生平记忆、生活经验、语言知识等信息，并将其以在线的方式呈现出来，实现信息共享。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周海燕表示，口述史比之传统的实证史学更擅长探索的部分，不是被记录的档案事实，而是当事人看到、认知、感受、体验到的经验事实，以及他们如何根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并付诸行动。口述记忆的价值恰恰在于亲历者置身于社会中的个体经验、情感和价值判断。因此研究者既要关注它与既有档案史料之间的一致性，即实证史学所看重的“证实”，更需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口述材料和档案事实所形成的张力中更好地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谈到作为个体经验的口述史该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时，周海燕提出，研究者需要关注个体经验在社会中的关系与位置，需要关注内容与语境之间的关系，更需要关注认知、情感和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个体经验是“大写的历史”的组成部分，正是联结的个体经验形成了整体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