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仪式传播的研究思路
2020年06月19日 00: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19日第1951期 作者：本报记者 段丹洁
仪式是人类社会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文化符号表征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行为，沟通并维系着社会群体活动。从仪式视角研究传播活动，有助于拓宽传播学的研究思路。
从仪式视角考察传播活动
仪式是人类的创造，也是人类的特征和人性的外化。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邵培仁谈到，在我国民俗传播和节日庆典中，仪式借助各种符号表征，重建了文化的“想象共同体”，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融入了现代元素，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郭建斌提出，传播活动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从仪式的视角来考察传播活动，能够拓宽我们对于传播的理解视野，也更有可能让研究真正“落地”。
仪式化生存已成常态
仪式传播更贴切的表达是“仪式交流、交往、沟通”。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吴予敏介绍， 仪式的基础是仪式体系所规定的符号意义关系，场景是仪式存在的时空条件，通过场景交感创造观念、权力和价值认同是仪式的主要功能。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仪式化生存已然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邵培仁表示，当前，不仅全球的和本土的代表性文化仪式得以承继，新的文化仪式也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并在传播中逐步充实、日益完善，形成媒介景观。这一过程既丰富了节日文化，推动了商品消费，也强化了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因此，当代仪式传播既是一种神圣的立约和宣誓过程，也是一种公开的娱乐和消费过程。当各种有意义的仪式符号一次次地被传承、创造、理解以及充分地使用、分享和传播，社会系统的生产、传输、营销、维系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于是传播系统与社会系统构成了一种互动互助、共进共享的潜隐性文化生态。
两大理论视域值得关注
尽管仪式传播的概念很早就已经在我国出现，但具有独创性的经验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在吴予敏看来，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传播学过度偏向效果和功能的分析；同时，在仪式传播的研究过程中，还缺乏稳定规范的方法论指导。目前我国仪式传播研究大致有三个取向，分别是关于仪式传播思想史的评述、以中国当代大众传播为主的研究、从当代文化研究跨越到传播研究。
仪式传播研究中有两大理论视域值得关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介绍，一是大型媒介事件以及讨论这些事件与国家认同、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二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仪式，以及仪式如何在参与者之间形成意义与情感的共享。这也恰恰体现了当下仪式传播研究中的两种路径。大型媒介事件，通过仪式神圣庄严场景的建构，实现凝心聚力、传达意义的功能，更接近于功能主义人类学方法。而民间的各种文化习俗通过参与者的“沉浸”，有效地实现情感、意义及文化的共在、共有和共享，从而形成文化认同，这更符合阐释主义人类学。这两类研究都超越了传统传播学效果研究的思维定式，在一定意义上为传播学研究增添了一种新的视角。
整合更多理论资源
近年来，在仪式传播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对“媒介事件”“仪式”“仪式观”等概念的误读、误用。在郭建斌看来，仪式传播的重点不在于对效果的追问，而是对某个或某些特定传播现象的意义的阐释。未来要在进一步厘清仪式传播概念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整合更多、更为有效的理论资源，丰富仪式传播的“问题空间”。同时，借鉴人类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方法对传播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对这些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讨论，这也是一种仪式传播的研究思路。
仪式传播对于中华文明的自我定义、中华民族价值认同、个体身份认同等具有重要意义。吴予敏建议，学者在研究中需要开阔文化视野，注重经验研究与文献研究并举。经验研究主要是对当代富于创意的仪式传播形态展开研究；文献研究是对我国仪式传播传统进行总结后，提炼出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仪式传播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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