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研究经费的增加，人们对科学研究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即希望研究人员在改善社会福利、促进经济繁荣和激励创新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虽然人们普遍认同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公共研究资助与私人投资对创新的作用相辅相成，但对于科学研究是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人们则还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科学研究对社会的影响来自于从研究人员到社会的线性知识转移，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影响是在诸如搭建合作网络、改良仪器装置、培养学生等间接活动中产生的。

　　在传统观念中，人们往往认为，知识会从研究发现向社会线性转移，并最终对社会产生影响，科学政策也大多受制于这种观念。2月7日，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商学院战略教授保罗·南丁格尔（Paul Nightingale）与会计学助理教授丽贝卡·瓦因（Rebecca Vine）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网发文表示，在当代服务型经济中，科学研究的社会影响主要产生于专业知识在复杂问题中的应用，因此研究体系和科学政策应更多聚焦于研究人员而非研究成果，从而更好地了解社会科学等不同研究领域影响社会的多元方式。

　　科研投入影响经济发展

　　南丁格尔介绍称，人们用来思考科学研究如何产生社会影响的理论框架，多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那是一个科学研究被成功商业化并创造出新产业的时代。科学政策界发现，当时的创新主要依赖于企业，而低水平的公共研究资助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改变这一现象，美国联邦政府增加了研究经费，在之后的一段时期里，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性增长。因此，一种由基础研究驱动的创新模型成为主流。

　　然而，瓦因表示，那段时期是“非典型性的”，因为新产品是在竞争有限的情况下进入全球市场的。但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企业开发了更为复杂的创新模型，强调满足客户需求、管理内部流程与外部关系的重要性。美国企业对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管理研究加大了投资。这些投资因为是由非政府资助者提供的，而常常被人们忽视。例如，福特基金会1951—1957年间在行为科学领域的投资超过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所有科学领域的投资总和。1963—1966年，福特基金会为管理研究投入3500万美元。瓦因认为，如果只关注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会导致人们对美国经济发展产生错误认知。

　　合作发挥专业力量

　　如今，传统意义上科研成果转换的线性模型仍适用于一些高科技制造业，如化学、制药、电子等。但在英国，高科技制造业的经济规模已下降到约占经济总量的3%，在另外97%中占比最大的是服务业。持续的、高质量的服务交付，离不开对底层流程和基础设施进行创新。例如，在手机应用程序上支付账单，需要一个连接银行、移动网络、消费者及账户的数据密集型网络。尽管服务业创新很少直接来自科学研究，但并不意味着科学研究不再重要。

　　瓦因提到，当前很多问题已不太可能在学术文献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因此，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与学者开展研究合作，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与企业内部专家一起合力解决问题，加深彼此理解。这就不再只是一种线性的知识转移，而是通过集体学习与合作产生社会影响，同时让组织机构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路径没有将研究的价值局限在学术论文中，因为其贡献往往是间接性的，但也具有极大的价值和“生产力”。

　　南丁格尔和瓦因在文中列举了由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资助的研究合作项目“X计划”作为例证。该项目鼓励学者与相关从业者加强合作，互促互进。“X计划”短期成效显著，3年110万英镑的ESRC投资和来自专业机构的40万英镑支持，促成了31项新的战略合作、111个官方活动、43个卓越奖项以及78项出版物。

　　南丁格尔表示，传统观念认为，社会影响是在研究发现向社会的线性转移中生发的，而“X计划”则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证明了通过合作研究来创造专业知识的有效性。因此，科学政策要更多关注科学研究影响的非线性生成模式，重视考量专业知识及其在现代信息经济中的作用，这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科学研究影响经济、社会的多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