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在经济、政治、安全、外交等多个领域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呈断崖式下跌。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进一步体系化、阵营化、意识形态化。尽管拜登本人及政府官员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无意挑动新冷战”，但是，一些国际战略界人士仍热衷于用“新冷战”来形容目前的状况。虽然中美是否陷入“新冷战”仍有争议，但如何避免“新冷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必答题。

　　特朗普政府促使中美关系深刻转型

　　冷战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苏之间展开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关系（或对抗性的稳定态势），包含了地缘扩张与遏制、“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代理人战争、意识形态较量等因素。冷战的要素是大国对抗尤其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而且这种对抗是以“阵营”为依托，具有全球性影响和零和性特征，与意识形态的深刻对立密切相关。在冷战体系中，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颇为凸显，极易相互做出误判，且常常反复“刺激”彼此。大国在“边缘地带”展开的争夺也很激烈，导致世界整体处于一种“冷和平”状态。

　　自2017年1月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展开“极限施压”，肆意损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造成双边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来最困难的局面，也导致国际舆论纷纷谈论中美陷入“新冷战”。从美国对华战略的演进路径看，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历经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大致分别采取了“接触+演变”“接触+防范”“接触+规制”的对华政策框架。但是到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认为，美国需要在对华战略上做出“清算”。2018年7月，在参加阿斯平安全论坛期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任务中心助理副主任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表示，中国正在对美国展开一种不同于美苏冷战的“悄无声息的冷战”，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在对华关系上展现出强有力的“破局者”姿态，力图以对抗性、极端性、冒险性方式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转型。

　　特朗普政府利用所谓的“经济繁荣网络计划”“敏感技术多边行动”等机制，大力构建旨在孤立中国、压制中国的经贸、技术阵营，利用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挑动意识形态冲突，破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好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对华政策进入“后接触”时期，其目标从“管理”中国崛起向阻滞乃至打断中国崛起进程转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和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高官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甚至提出，“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关键性议题不再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而是如何抵制或者是阻止（如果可能的话）中国向全球大国迈进的步伐”。

　　拜登政府对华推动“极端竞争”

　　2021年1月20日上台的拜登政府，继续在大国竞争视角和框架下看待中美关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等美国专家认为，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随着拜登政府采取升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构建美英澳三国同盟，特别是召集“民主峰会”等举措，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蒙上了“新冷战”的色彩。

　　拜登本人将中国视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对手”，宣扬与中国展开“极端竞争”，并鼓动其欧洲盟友与美国一道对华进行“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频频使用“威胁”这一表述界定中国，极力彰显其对华强硬姿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中国是美军面临的“步调威胁”，即中国的军力发展步调，影响到美国为保持自己优势而必须采取的军力发展步调。

　　值得重视的是，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体系性竞争者”，并展现出从维护美国国内民主体制安全的角度看待“中国威胁”的取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在美国国内政治乱局不断加重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倾向于以“由内而外”的方式看待中国问题，更加重视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意识形态“威胁”，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加大渲染所谓“民主对抗专制”（democracy vs autocracy）的论调。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主要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对美国民众宣扬“中国将吃掉我们的午餐”等论调，以实质性举措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有针对性、有管理的脱钩”。例如，为降低对华经济依赖，美国对大容量电池、药品、稀土矿物和半导体等产业的供应链展开全面评估，此举针对中国的意图明显。第二，加紧落实“印太战略”，不断加大对华军事施压力度，制造地区紧张态势；拼凑美英澳三国同盟，推动法国、德国等盟友加大干预印太地区事务；在中国周边地区举行一系列大规模多国联合军演，实施“太平洋威慑倡议”等防务计划，旨在加大对华军事威慑。第三，大搞对华意识形态施压，显著提升民主、人权等价值观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企图通过强化所谓自由民主的“道义权威”赢得对华竞争优势。此外，拜登政府还大肆炒作“技术威权主义”，将意识形态因素进一步嵌入经济、技术、安全等领域的对华竞争。

　　回答好中美关系的“必答题”

　　美国政府带有“新冷战”色彩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而且越发不得人心。尽管受到特朗普政府开打“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冲击，但2020年中美两国货物贸易额仍逆势增长8.3%，达5800多亿美元。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贸易额同比增长61.3%。从中国美国商会、上海美国商会等机构的调查看，美国企业对于中国近年的改革成效已有感受，70%以上在华美资企业表示并不愿意离开中国。美国经济研究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创始合伙人荣大聂（Daniel Rosen）等人认为，从长期看，美国与中国经济“脱钩”将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

　　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不愿在对抗中国方面紧跟美国步伐。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都认为，欧洲需保持“战略自主”，西方国家不应与中国对抗。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仓皇撤军、美英澳三国结盟等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损害美国在盟友中的信誉，这会使美国推进对华“新冷战”变得更加困难。新加坡等亚太地区国家也对中美陷入冲突感到十分担忧，明确表示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表示，其他国家并不将中国看作敌人，而是希望在最大程度保护自身主权的情况下接纳（accommodate）中国；美国如果一意孤行与中国对抗，将会疏远而非吸引其他国家，从而逐渐被孤立。

　　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围绕中美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各自发展议程与内外政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等广泛交换了意见。习近平主席就发展中美关系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点原则”，指出了“四个方面的优先事项”，即展现大国的担当，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合作，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两国领导人达成了“两个原则共识”：一是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二是反对打“新冷战”。会晤是坦诚、深入、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在当前形势下，两国元首把舵引航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

　　从中美关系的现状看，难以认定两国已经陷入“新冷战”状态。然而，形形色色的“新冷战”论调，对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而言，可谓是一种重要“警示”，双方需要高度重视和共同应对两国关系面临的一些新的突出挑战，大力维护和巩固经济、安全、外交和人文交流等支撑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正如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重要讲话中所言，“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坚持向前看、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