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践行的多边主义是开放包容、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多边主义，是以国际法则为基础、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宪章的多边主义，是协商合作、与时俱进、旨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多边主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具体实践，对深化多边主义学理探讨、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时代呼唤多边合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引发了国际权力结构重塑，美国霸权走向终结。与此同时，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泛起、权力政治和单边主义回潮，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权力、规范和信誉基础严重受损，国际制度改革乏力、国际规范调整不力，国际秩序在转型进程中面临失序风险。

　　此外，大国竞合关系中的竞争性不断强化，事关全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与威胁难以得到有效应对，全球治理赤字无法破解，治理危机进一步加深。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抗疫合作受到政治操弄影响，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严重阻挠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在环境保护领域，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全球发展领域，经济复苏是后疫情时代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但通胀、债务、能源、供应链危机叠加，经济复苏过程曲折脆弱，全球减贫成果受到严重侵蚀，不均衡发展和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在国际贸易领域，由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多边主义与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以规则为基础，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秩序受到破坏，发展中国家利益严重受损。

　　面对全球多领域前所未有的治理难题，多边主义与多边合作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遭遇重大挫折。不断加剧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导致一些多边合作破裂，部分地区多边进程沦为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工具，走向集团化、政治化、军事化。这一态势加剧了世界分裂，甚至局部冲突。

　　传统多边主义实践及其困境

　　冷战后，多边主义实践空前活跃，相关理论体系日益丰富。美国权力多边主义、欧洲规范多边主义、东盟协商一致多边主义，是当前国际互动中多边主义的主要类型。

　　美国权力多边主义由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自由国际主义界定。然而，在国际政治话语与实践中，人们往往只强调其规则性，忽视了权力因素的主导作用，以及权力与规则的相互关系。美国新自由制度主义代表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在回顾自己的研究时，承认权力因素处于核心地位。他指出，霸权主要是物质性的，与价值观或吸引力关系不大；相互依赖是现实主义概念，其中权力处于核心地位；在复合相互依赖中，脆弱性相互依赖具有战略意义，因为权力主要来自非对称的脆弱性相互依赖；在国际制度合作中，强权不仅制定规则，而且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对自己不利的政治框架和游戏规则。权力主导的多边主义也是理性多边主义，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往往被当作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或手段，成为一种契约或交易。霸权国通过让渡一部分决策权力，换取其他行为体的支持，以维护霸权体系的稳定。因此，美式多边主义的困境在于规则与权力的二元悖论，规则本应用于约束权力，但却反过来服务权力。

　　作为“规范力量”的欧洲推崇基于普遍规范的多边主义，强调全人类的规范共识和多元现代性共享的核心规范。例如，欧洲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新地区主义浪潮中产生的地区多边机制是民主的，而近年来自上而下的地区合作则是等级制的，地区组织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中可能会转变为大国势力范围或大国主导的地区集团。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相互成就。如果未来形成一种更有效的多层次全球治理体系，则更有可能推动更具合法性、更富效率的多边主义产生；如果全球治理持续削弱，则会强化全球碎片化趋势，出现权力政治、功能合作以及不同类型多边主义等力量的混合博弈。欧洲规范多边主义的困境在于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导致多元与一元、普遍性与地方性矛盾凸出，即一方面强调多元价值，另一方面以欧洲实践为标准，导致欧洲以外的地方性知识难以获得合法性认可。

　　东盟的多边主义基于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实行最低程度制度化与协商一致决策。低制度化给予成员国更多自主权和自主行为空间，以换取对制度的支持和坚守；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意味着只有当所有成员都表示同意时，提案方可通过。协商一致决策与一致决策的差异在于协商和谋求共识的过程，即在意见相左的情况下，各方积极磋商，寻求中间方案、最大公约数以及最大程度的共识，以维护团结、推动合作向前发展。协商与寻求共识的过程也是充分沟通、增进理解、照顾彼此关切、构建信任的过程，这与一致决策中的“一票否决”完全不同。在成员方异质性和力量非对称性显著的情况下，协商一致原则给予了弱者表达意见的空间，维护了弱者的利益。因此，东盟的多边主义实践是以包容求团结、以弱制度维护合作的多边主义。但是，其效率和更大范围的适用性一直受到质疑。

　　推动新型多边主义构建

　　当代世界政治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多元思想、多元实践以及多元行为体成为塑造世界政治进程的重要力量。在大国之间竞争性不断强化甚至时有恶化的情况下，多边主义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升国际合作、改革与完善全球治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既有多边理念和实践基础上，推动应对新形势和新挑战的新型多边主义构建，是理论界和政策界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

　　首先，在价值取向和规范基础上，新型多边主义应该是多元、包容、非排他的。批判理论视角下的多边主义强调自下而上的全球社会过程，重视基层市民社会以及社会力量的作用。比多元行为体更为重要的是，新型多边主义应承认并尊重价值和观念的多元，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和意识形态分歧，对不同理念原则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人类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身份。同时，基于包容求同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新型多边主义应对不同制度形态的多边进程持开放态度，允许多元多层多重的多边机制并行发展、相互补充，共同完善全球治理制度体系，维护国际体系良性与稳定发展。

　　其次，新型多边主义应致力于制度化的大国合作与政策协调。面对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治理问题，新型多边主义倡导以利益攸关方为主体，依据能力原则承担责任。通过协商协调构建多边合作框架，制定治理方案。然而，合作并不等于和谐，和谐状态下每个行为体的政策行为都被视为有益于他者目标的实现，而合作起源于行为与利益的冲突，即行为体将他者行为视为对自我目标实现的阻挠。因此，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政策协调解决利益冲突的过程，是一种讨价还价、相互调适的政治行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大国竞争并不排斥合作，越是在大国竞争加剧、冲突风险上升的情况下，越需要国家间进行常态化、制度化的政策协调，推进新型多边合作，以务实的功能合作推动战略协调，平衡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全球之间的利益，防范冲突风险升级。

　　最后，新型多边主义也应不断增进行为体之间的协商共识。在行为体异质性凸出、信任缺失的情况下，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照顾彼此关切、努力寻求共识，是走出冲突困境、化解“战略对手”等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思维的唯一办法。在此过程中，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应超越工具理性，达成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因此，合作信心建设和信任建设应成为新型多边主义的目标。在此方面，东盟经验值得国际社会研究学习。

　　当前，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回答好“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至关重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回应这一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是最大程度增强合作开放性和包容性、坚持互尊互谅的新型多边主义，必将有助于各方发挥积极性和能动性，打破结构桎梏，在建设相互尊重、平等合作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维护并促进全人类福祉，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进。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