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理学发展已逾百年。本文将通过讨论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尝试简单梳理中国心理学百年发展的思想文化背景。该事件被史学家称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以下简称“科玄论战”），又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科玄论战始于人生观是由传统道德观还是科学是非观塑造之辩，对物质与精神在决定人生与社会发展上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辨析。

　　在我国有关上层建筑的词汇中，精神和心理至今也没有被清晰地区分开来，比如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就经常交换使用。若两者有所区隔，也并非理论上的殊辨，而更多是使用领域的差异使然。比如，精神卫生多为具有精神病医学背景的人所使用，而心理健康则常见于心理学和大众话语体系之中。因为论战涉及精神，我国第一代心理学家就义不容辞地加入了这场关于人心和精神的论战，从而为科玄论战添加了科学心理学的一抹调色。

　　但科玄论战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在论战的后期，它演变为中国现代化要采用哪种制度和走哪条路之争，从而公开且明确地形成了对中国未来影响至深的两种新的文化指向。因此，科玄论战在我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铺就了中国近百年来社会、思想、政治变化背后的文化底色。

　　科玄论战背景及始末

　　经过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战败屈辱，中国面临着国土分裂和民族存亡的危机，急需进行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同时，中国也更需要一场大规模、深入骨髓的文化变革，来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构建起新的知识体系和意义世界，从而为政治变革提供精神文化支持。晚清开化有识的知识分子开启了中国近代“维新吾民”的文化启蒙运动。但不同于西方式理性与民主的启蒙运动，它不以肯定人性、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为出发点，而是以爱国、救国为出发点，在本质上仍然延续着“中体西用”救亡图存的励志与情怀，尽管也萌发了人们对国民的地位、权利和能力等的新思考。尔后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打破了体用之争的禁锢，肯定了向西方全面学习、走西方现代化之路的新文化方向，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大张旗鼓地请进了中国。因此，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被认定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科玄论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1923年，我国早期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在为清华大学学生作“人生观”的演讲中，对“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了批评。他强调说：“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两者的特点截然不同。因此，“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显然，在张君劢的思想中，西洋的“物质文明”的科学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

　　但中国地质学奠基人丁文江则对上述演讲内容“勃然大怒”，他把所谓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并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的“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的观点，他指出：“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科学不仅是“物质的”，对人心也大有裨益：“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他更问道，“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因此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实际上是倾向于采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中国人的人生观及精神文明的问题。

　　“科玄论战”持续了近两年时间，论战参与者中有许多当时著名的学者，如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等人。在晚清文化启蒙运动中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梁启超坚定地站在张君劢、林宰平等人组成的“玄学派”一边，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者胡适、陈独秀等都肯定和支持丁文江等“科学派”的观点。参与论战的心理学家也都支持“科学派”的观点，并为之提供了诸多科学心理学的论证。

　　科玄论战的意义

　　显然，玄学派学者仍然延续着“中体西用”的脉络，而与之对立的科学派学者之中则不乏“全盘西化”的主张者。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科玄论战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更表现在，科学派在论战后期又分化为相互论战的两个西学派，即主张美式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主义派和主张俄式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科玄论战中西学派的分化，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大致上区隔出了三个相互对立的思想派别，从而初步形成了对中国百年来发展影响至深的三种文化原色。光学中将“红、黄、蓝”称为三原色。三原色是色彩中不能再加以分解的三种基本颜色，由这三种颜色可以混合出各种颜色。中国百年来的思想历程正是由中华传统文化、美式自由主义文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相互叠加、互动交锋而成的。

　　从精神层面回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的无非儒释道三者。其中，儒家以“天地君亲师”规范入世人伦；道家以“天人合一”自然之道讲求出世无为；佛家以“五蕴皆空”修炼善恶轮回的人生。而在佛教引入中国之前，魏晋时代的玄学理论则把儒、道两家思想融通为一，以“道明其本”“儒言其用”“性各有分”“自足其性”等思想，将外在的名教规范与个人内在的自然本性统一起来。因此，玄学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基本性格与精神的形成，发挥了重要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之后，除继续发展为中国化的禅宗等之外，又与玄学结合产生了宋明时期的理学和心学等。王阳明心学教导人们从“心外无物”出发，通过不断“致良知”、知行合一，从而成为“内心强大”的人。儒道所致玄学和释玄所致心学，经一千多年的浸染，已经深入中国人的精神，奠基了中国超稳定的思想精神文化遗传，绝非一两场战争、一两场运动和一两场论战就能将其消解于无形的。此即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原色”。

　　美国是由欧洲移民在美洲大陆创立的国家，其立国之本是三权分立，自由主义构成了其文化的核心价值。美国人强调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主张维护个性发展，认为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或民族的自由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强调的是个人自由优先的原则。科玄论战中西化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胡适认为，人要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法律上的平等，更要看重容忍对于社会自由的重要性。他甚至提出“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其自由主义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胡适等人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学者，形成了美式自由主义文化“原色”。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因而受到社会主义的吸引。科玄论战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年之后，陈独秀、邓中夏等人已然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共产党发展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始终强调，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非个别的英雄豪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永远优先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中国共产党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因而使自身不仅具有了认识世界的理论力量，更具有了动员和依靠群众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近些年来反复提及，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四个自信”的精神力量，成为当今中国主导的文化“原色”。

　　“三原色”的配比调色

　　我国思想文化界百年来经历了各种各样思潮的跌宕起伏，但是，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通过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现在已然成为独树一帜的世界强国。在历史的调色板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原色配比将再次加大、加重。随着文化自信愈发强烈，社会与人文学者们努力尝试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进行调色融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代进一步创新发展，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从国际视野看，进入21世纪后，世界发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达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互联网经济巨头的崛起，让人们普遍感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以及新自由主义宣扬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衰弱。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入手，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新话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问题，从而也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政治、文化领域的新发展趋势。

　　中国心理学百年发展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也映衬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科玄论战伊始，科学派的丁文江就点到了心理学，“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因此，受过西方科学主义心理学训练的第一代心理学家，如唐钺、陆志伟、陈大齐等，便自然加入了科学派的队伍。但随着论战上升到道路之争，这些心理学家显然对此主题并未做好思想准备，因而在论战后期大多沉默下来。但另有一批中国老一辈心理学家，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尝试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心理现象，其中就包括潘菽、高觉敷、郭一岑、曹日昌和刘泽如等人。进入50年代，中国大陆的心理学工作者更是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中国心理学界第一次大规模、成建制地接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惜因时间短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当时也未能很好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的人本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大举进入中国，因此中国心理学便又转头拥抱了美式心理学，表现出很强的个体主义倾向、认知离线式的研究范式。直到今天，中国心理学仍然以美式心理学为主要的参考标准。

　　20世纪末，由我国台湾学者传导到大陆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曾流行一时。许多人认为，中国心理学因此找到了出路，不再局限于西方人设定的框架了。本土心理学试图反抗西方文化对心理学的专断，并尝试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中国人的心理现象。但这种尝试似乎并不很成功，致使本土心理学的声音近些年来逐渐衰弱。究其原因，无非两个方面。一方面，本土心理学仍然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调色结果。也就是说，本土心理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对西方心理学及其背后强势文化做出的反抗，因而从根本上讲，还无法离开作为对比底色的西方理论及其基本概念。另一方面，本土心理学并未考虑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融合。虽然它触摸到中国人千年积淀下来的某些心理原型，但仅仅使用传统的儒家观念，却难以解释生活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的心理转型与变异。

　　因此，中国心理学界又来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心理学界要深刻反思自己的发展历史，更要深刻认识当下中国的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中国心理学未来的发展要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属性的思考与论述，要坚持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从而探索出一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心理学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