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英国教育学家提出，西方高等教育领域有必要增进对非西方价值观的了解和重视。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前院长罗纳德·巴奈特（Ronald Barnett）11月15日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官网发文谈到，当今世界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不平等加剧、工具主义泛滥、殖民主义残留、对“外来者”恐惧感上升等多方面、多层次的挑战。作为一名高等教育研究者，他不断反思，高等教育机构对这些现象应负有怎样的责任？

　　不久前，有西方学者称，“必须捍卫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的基本价值观，即致力于在科学证据和学术自由的基础上追寻真相”。然而，西方高等教育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践行了自己的价值观？世界其他地区高等教育机构遵循的价值观是否同样重要与有益？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西方崇尚“工具理性”，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简单地说，“工具理性”将理性作为工具，以确定实现特定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巴奈特认为，西方高等教育也推崇“工具理性”，相信乃至过度信奉客观科学知识以及从中产生的技术对世界的解读和操纵能力。但是，片面地、过分地强调此种理性形式，会导致人的价值被漠视、手段变成目的，这也是当前人类陷入困境的成因之一。

　　西方高等教育拥有自我更新所需的资源，但如何用好这些资源是关键。巴奈特表示，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是不同思想和价值观碰撞、冲突的地方；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拥有自我批评的能力。西方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基础并不是凝固的，而是持续变化的。未来，它必须将应对人类和地球危机作为核心使命。为此，西方高等教育界需要更多借鉴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框架和知识类型，以实现具有进步意义的自我更新。

　　（王悠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