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五子，指的是北宋时期的五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关于北宋五子，历史上有“五星聚奎”之说。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曾说：“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启文明之运。逮后景德四年、庆历三年复两聚，而周子、二程子生于其间。”还说：“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所谓“五星聚奎”，不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占星术，我们今人大可不必理会，但是北宋五子之间的奇妙缘分，在今天看来却依然称得上是一番佳话。
北宋五子的理学，就其根本的为学宗旨来说，自然是为了重振孔孟儒学，以抵挡自魏晋以来道、佛两家在整个思想界的影响，正如张载所言的是要“为往圣继绝学”。因此，他们的理学重在阐发儒家的哲学思想，而不在其他。
周敦颐的理学代表著作有两部，一是《太极图说》，一是《通书》。《太极图说》是一部集图式与文字于一体的著作，包括《太极图》和《图说》。《太极图》作为一种图式，继承了中国古代“河图”“洛书”的传统，自有一种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图式之美。《图说》则是对《太极图》的文字阐释，周敦颐通过这篇文字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宏大的天道流行的画卷，提出了无极太极之说，展现了儒家视域中的天道之美。在另一部著作《通书》中，周敦颐重新诠释了儒家的“诚”的观念，将其提升至哲学本体的层面，并以它来贯通天道和性命，彰显出了“诚”所具有的真实无妄之美和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神妙之美。也是在《通书》中，他还提出了寻孔颜乐处的话题，让乐再次回归儒家视线，使理学在内在气质上也拥有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此外，他还重新诠释了儒家的礼乐思想，提出了“文以载道”的文道观，并有一些诗文作品流传于世，比如我们所熟知的《爱莲说》等。
在北宋五子中，邵雍的个性十分突出，程颢称他是“玩心高明”，称其学“淳一不杂，汪洋浩大”。邵雍对易数有着一番颇为独到的研究，因此其理学中的美学意蕴也散发着一种较为浓重的易学色彩。他创建了一个规模宏大而又结构精巧的易数体系，并将其义理之学全部纳入其中，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涵盖时间空间、天地万物、历史人文和世间万象的宏大图景，也充分感受到了数的神奇和魅力。他还提出了著名的观物之说，主张要以物观物、观物以理，启发人们去观照和体验天地万物的本然存在之美和内在本质之美。此外，邵雍还是个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翻阅他的那些诗篇，我们不仅能领略到其汪洋浩大的诗文之美，还能感受到他所孜孜追求的安乐境界，以及他为我们所呈现出的一种别样的诗意人生。
张载的理学具有较强的造道之言的气质，其间的美学意蕴也给人一种强烈的扑面而来之感。在其理学著作《正蒙》中，他提出了太和天道观，并以太虚和气来共同诠释太和之道，使天道呈现出了一种既清通神妙又实而不虚的特点，从而使其天道观有了一种独特的神妙圆融之美。他还重点诠释了“神化”与“诚明”这两个概念，“神化”彰显了天道流行化生万物之美，“诚明”则贯通了天道与性命，具有了天人合一的美学意蕴。在贯通天道性命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大心说，认为大其心就能体天下之物，人应当突破一己之小我的局限，以一颗大心去面对和感受整个世界，这样就能最终达到他在《西铭》中所言的“民胞物与”的人生境界。张载的《西铭》，是理学中影响十分深远的一篇文章，被程颐称之为“横渠文之粹者也”。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极具感染力的文字，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父天母地”“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之境，充分展现了理学的人生境界之美。
程颢的性情气象在北宋五子中可谓最佳，其理学的美学意味也最为浓郁。他认为天以生为道，万物之生意最可观，从而深入诠释了儒家的天道生生之美。在此基础上，他拈出了天理观念，创立了天理天道观，将天理视为天道的本源和本体，并认为万物皆有其理，善恶也都是天理，彰显了天理之美和天道的包容覆载之美。他还提出了“浑然与物同体”的识仁之说，重新诠释了孔子之仁，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学提升到了一个无比高妙圆融的新境界。除此之外，他对儒家的圣贤气象也有着深入的体会和研究，通过对孔子、颜渊、孟子、曾子等人各自气象的不同描述和评判，让人们看到了儒家圣贤们多样且个性鲜明的气象之美。而程颢本人的绝佳气象也受到了当时及后世儒者的一致赞誉，全祖望曾赞其乃“天生之完器”，他的弟子则以“如坐春风”来形容他的教诲。可以说，程颢无论其人，还是其学，都散发着一种绵绵悠长的美学意味，值得我们细细体会。
程颐与程颢虽是亲兄弟，但在性情上却与其兄大有不同，程颢温润如玉，程颐则严毅有加。这种不同在思想上也有所展现，黄百家曾言：“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二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为体。”具体而言，程颐强调形上形下的道器之辨，并以此为思维进路辨析理与气的关系，认为理是万物之所以然，是万事万物存在的内在根据，但理也离不开气，理与气共同构成了万物的存在，成就了天地万物之美。与此相应，他还进行了天理人欲之辨，主张灭人欲而明天理，更加推崇一种天理流行、私欲净尽的纯粹生命境界。在生命的涵养方面，他主张“涵养须用敬”，还较为详尽地辨析了喜怒哀乐未发已发的中和之说，这既展现了理学所倡导的修养功夫之美，也对审美心胸的培育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在文道关系上，他一方面认为“作文害道”，反对专门的文章之学，没有看到文乃至其他艺术所具有的独立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又主张“有德者必有言”，并通过体悟和阐发儒家的圣人之言，确立起了真正的文乃道之显现的文道观，充分表明了理学在文道关系上的立场和看法。
北宋五子的理学中无疑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美学意蕴，且因其各自性情及致思路径的不同，他们的理学美学在总体上也给人一种五彩纷呈之感。但我们还应看到，北宋五子作为同一时代的理学家群体，思想也有着许多共同和相通之处。尤其当我们从总体上再去寻味他们理学中的美学意蕴时，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比如，北宋五子都比较重视对儒家天道之美的阐发。周敦颐提出了无极太极之说，张载提出了太和、太虚即气之说，程颢和程颐提出了天理之说，邵雍对于天道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重新建立起了儒家的天道观，共同为世人呈现出了儒家视域下的天道之美，如太极之美、易数之美、太和之美、天理之美、生生之美等。又如，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儒家的境界美学。周敦颐所提出的寻孔颜乐处的理学话题，邵雍本人及其诗文中洋溢出的安乐气象，都使乐从此成为儒家境界美学中不容或缺的元素。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程颢提出了“浑然与物同体”，这些也都极大地提升并丰富了儒家视域下天人合一的境界之美。再如，他们的理学美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来自道家和佛教的挑战。周敦颐突显了诚的真实无妄之美，从而与佛教的“缘起性空”、诸法皆为假有之说明显区别开来。张载主张太虚即气，既否定了道家之无，也批判了佛教之空。程颢与程颐则都提出要见得佛教之小，树立儒学自信。最后，他们在文道关系及诗文创作方面也大都有所见解和表现。周敦颐明确主张“文以载道”，程颐则既认为“作文害道”，又指出“有德者必有言”，从而将圣人文章与文士之文进行了区别。邵雍一生作诗无数，他以诗言志，以诗抒情，以诗论理，以诗说史，可以说天地万物、世间百态无不可入其诗。程颢则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其传世诗文虽然不多，却都令人回味无穷印象深刻。总的说来，北宋五子身处同一时代，又有着大体相同的为学宗旨，因此也就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理学美学趋向。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宋五子理学美学思想研究”负责人、山东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