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领域也不例外。科学研究的内容、模式、方向以及科研工作者的自我认识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在此情况下，公众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看法是否发生了改变？本报记者对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对科学家信任度下降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经济学家杰瓦特·吉拉伊·阿克索伊（Cevat Giray Aksoy）等人近期研究了流行病对科学家及科学研究权威性产生的影响。根据心理学研究中的敏感年岁假说，即青春期末期和成年期早期（18—25岁）是形成价值观体系的关键时期，在这之后，人对事物的“态度易感性”急剧下降并保持在较低水平。研究人员将2018年惠康全球监测数据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流行病数据相结合，识别出18—25岁时居住国暴发过流行病的受访者。惠康全球监测是关于公众对科学和重大卫生挑战所持态度的民意调查。

　　研究人员发现，在18—25岁时经历过流行病暴发的受访者对科学家的信任程度更低，他们不相信在私营企业工作的科学家对公众有益，不相信在高校工作的科学家是诚实的。18—25岁时经历过大规模流行病暴发的受访者对科学家的信心，比同一时期未经历过流行病暴发的受访者低11%。当被问及科学本身是否值得信任时，受访者表达了对科学潜能的信心，并提到与疾病相关的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但他们对从事科学研究个体的信赖度较低。阿克索伊等人通过研究科学教育对受访者产生的影响后发现，受过良好科学教育的受访者对科学家的信任度较高，而且这种信任度受流行病的冲击相对较小。

　　阿克索伊表示，疫情不会改变人们对科学本身的看法，但可能削弱人们对科学家的信赖度，尤其是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时期的人。因此，公共卫生领域科学家应努力思考如何向公众尤其是年青一代展示科学家的可信赖性和诚实性。

　　积极推动科研转变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哲学系教授克雷格·卡兰德（Craig Callender）谈到，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影响是全球性的，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有效地进行科学应对。科学界应积极寻找解决方案，为迎接下一次挑战做好准备。

　　通常来说，科学研究的进程相对缓慢，不能及时满足公共需求。药物从实验室走向货架平均需要12年，学术期刊的同行评议过程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科研成果很少免费向公众开放，研究所用的数据或代码也没有被广泛分享。疾病研究得到的资助不足，大型药企对研发疫苗投入有限。但此次疫情暴发后，科学界和政府科研管理部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作出了积极响应。例如，1月初，中国科学家初步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疫情病原，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信息，并在网络上分享了预出版数据。1月末，全球近120家科研机构、学术期刊、科研资助机构同意分享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发现和数据。3月中旬，多国政府的科学与技术顾问号召学术期刊和出版社自愿提供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论文和数据的开放存取，目前已有50多家机构响应号召。多国政府设立了新冠肺炎专门研究基金，与独立实验室和私营企业开展合作并开放了新冠药物快速审批通道。

　　在卡兰德看来，此次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研究更快速、公开，与公共需求相符，其中不乏使科学研究变得更好的机遇。但与此同时，也要避免科研进程提速过快、省略同行评议可能导致未经充分审查验证的信息进入公共领域等不良后果。国际科学理事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将科学视为一种全球性的公共物品，呼吁拓宽科研成果的获取渠道、改善激励机制，以使科研活动与公共利益更匹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完善全球科研体系的重要性，引发了一场关于科学的社会结构大规模自然实验，促使人们建立更公平、更有效、更具社会责任感的科研机制，促进科研“红利”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卡兰德表示，许多流行病需要借助科学方式来解决，科学界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取得较大进展。科研人员应致力于解决紧急社会问题，充分挖掘科学的潜力，全面回应人类需求。

　　全面应对全球性挑战

　　政策制定者应对科学和科学家给予充分重视与信任。卡兰德认为，当前，“科学拯救生命”和“信科学是错误的”两种声音依然存在，如果前者成为主流态度，将有更多资源被投入科学研究特别是公共卫生研究领域；如果后者占据主导，对科学的怀疑则可能会扩散至其他科学议题上。卡兰德对本报记者表示，公共卫生模型精准度较低，数百个变量、尚不为人所知的规律、海量的不完整数据等因素，导致流行病预测具有极大不确定性，这可能对科学研究产生不利影响。

　　卡兰德谈到，社会科学对于应对大流行病、气候变化、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作用。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知识本身无法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需要社会科学来解决问题。公共卫生研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很难将其中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割裂开来，需要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而，人们需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全面应对全球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