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最新的具身认知研究不再将心智视为脱离身体的东西，认为心智过程必须依赖于与外部环境相接触、相作用的身体过程。鉴于具身认知的理论框架，科学心理学已然容纳和融合了包含历史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人文思考，从而为疏通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心理学之间的解释鸿沟，提供了一种充满可能性的新理念。

　　一般而言，人类理性大致可分为逻辑理性、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三种。西方文明长于逻辑理性，中国文明长于历史理性，而中西文明则在道德理性上各有自己的特色实践。逻辑理性的特点在于逻辑演绎是抽象进行的，脱离了具体时间和空间，超出了历史理性的范围，因而便能够产生具有普遍性、连贯性和一致性的科学。历史理性常常是具象的，依赖于实际发生的历史进程，是对历史中有、无的交替和延续的认识。道德理性则是在道德实践基础上形成和确立的，而且只能在道德实践中得以体现，因此，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常被认为是合二为一的。在逻辑理性基础上孕育了科学，道德和历史理性则在实践中形成了人文。

　　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的理性并不存在所谓人文与科学的分殊。比如，在希腊文明中，只存在理念哲学与自然哲学等不同哲学流派，现代意义的科学还没有产生出来。到了中世纪，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只为上帝而非人类服务，但不少哲学家在试图证明上帝存在时，仍然坚持逻辑理性。正是由于形式逻辑的坚持，才将从希腊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西方理性串联起来。当逻辑理性不再为上帝服务，而是服务于人自身时，它才逐渐分化出探索人的生存环境、以物为研究对象的“物学”（如天文宇宙学、地理地质海洋学、力学与化学等），以及将人和人群作为思考对象的“人学”（如道德伦理、政治经济、人类学、历史学、意识情感等）。“物学”最后演化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科学的各个分支都站在排除研究者主观性的第三者立场上，共同遵循着观察和实验的客观性原则以及数学和演绎推理的形式逻辑。凡不符合这两点标准的思考、学说和理论都不是科学。而“人学”却站在第一人称的立场上，以人的主观经验内省为主要思考途径，致使它缺乏“物学”那样一种演绎推理的逻辑基础，尽管它依然遵循着归纳推理的逻辑。但归纳推理不具全称特性，因而“人学”随时代变迁而经历着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逐渐演化成为今天人们所称的人文学科。人文与科学构成了当今人类知识大厦最基础的两根支柱。

　　西方心理学的科学与人文分殊

　　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后，其发展一直被科学与人文两股理性力量拉动着。德国人冯特被公认为科学心理学的开创者。他所建立的科学观察实验室，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通常称为被试）严格隔离开来，通过将心理现象置于可控条件下，迫使被试回答实验者的问题，从而使心理学从经验内省的第一人称研究视角转换为第三人称视角。140多年的西方心理学史告诉我们，科学心理学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心理物理学、比较心理学、结构主义与机能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依次构成了心理学的科学范式。今天，第三人称视角的科学心理学进一步使我们拥有了这样的知识，即在特定实验控制条件下，作为第三者的“他人”出现了怎样的特殊体验或体验类型及其体验背后的大脑生理生化结构与运行机制。

　　但第一人称视角的人文心理学，从来没有因此沦落为可以忽略不计的旁支末流，它们对人类社会与精神生活的影响甚至远远超出了科学心理学，因为人文心理学一直在启发和推动着人类自我反省和对人生意义的探索。第一人称心理学坚持认为，人的心理绝非机械的、分析的、还原的和决定的，每个人都拥有“自我”的整体体验，能够在内心世界追求个人的自由，甚至人的非理性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存在。没有被纳入科学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等，在心理学领域内外都有着大量拥趸。比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人格结构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级理论和“自我实现”的最高人生目标，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和尼采的“权力意志”等都对现代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在外行人看来，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的精神分析和由后现代发扬光大的存在主义就等于20世纪的心理学。

　　科学在近代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反而日益滋生出一种科学无所不能的类宗教的非理性信仰，导致人类在信息和生物科技时代越来越异化为科技产品的工具，丢失了人类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晚期在西方爆发的“科学大战”，折射出人文学科对“科学主义霸权”的激烈反抗。西方的人文学者尖锐地批评道，近现代科学知识并非绝对客观、普遍、唯一正确的知识体系；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也并非完全客观公正。因此，人文学科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将人类从科学迷信中拯救出来。双方最终达成了某种妥协，即他们共同认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是人类的精神创造，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生存空间。一方面，自然科学基础训练不足的人文学者应充分尊重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科学家要认真听取来自人文领域学者的声音，从中获取关于科技促进人类生存与发展真正深刻的思想。自那以后发展和流行起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当代人文心理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西方人在经历和认识到现代化的局限与不足之后，尝试在人文与科学的竞争之中为心理学寻求一种新突破和新方向。

　　中国心理学的科学与人文分殊

　　中国文明孕育出中国人的历史理性和实践理性，纯粹的科学心理学并没有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但中国人的传统理性中却存在着许多规范和引导人的行为以及疏导人际关系的心理观念。尤其自魏晋南北朝佛教被引入中华文化以来，学者们对于“心”的兴趣与日俱增。儒释道的入世、出世与遁世原则都凝聚于人“心”之上，以至于王阳明的理性思考被冠之以“心学”。中国心理学尤其人文心理学部分应更多地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心”学中寻找源头。

　　自从心理学作为系统知识从西方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心理学便一直站在科学心理学一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第一代中国心理学家大多有留学西方的经历，曾师从心理学独立后的西方各国科学心理学家。因此，我国早期绝大多数心理学家都学习和承继了科学范式，笃信科学理性是研究心理现象的不二法门。而他们培养的后继几代中国心理学家始终延续这个传统，坚持科学精神和遵循应用科学方法贯穿于中国心理学研究的百年历史。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如此的情况，即研究者们“在日常生活中做中国人，在研究时却变成西方人”，因为研究者深陷于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之中，而无法认识中国人心理所具有的历史与实践的本质。

　　当然，西方人文传统的心理学在中国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苏联心理学理论曾对中国心理学产生重大影响。而自80年代始，西方的精神分析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存在主义以及后现代心理学等相继在我国收获了大量信奉者。例如，经过近30年的传播，上述人文心理学理论不仅在学科体制内生存了下来，更在体制外培养了大量的实践工作者。人文心理学在2008年汶川地震和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两场全国范围的心理援助过程中，彰显了心理学在安抚人心、重拾信心方面的积极作用。因而，若依从业人员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而言，人文心理学已然与科学心理学同等而立，当代中国心理学已经进入一个科学与人文心理学明显分化的历史阶段。

　　心理学的发展朝向何方

　　那么，由科学与人文并驾齐驱的心理学将往何处去？这显然已成为一个心理学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科学心理学在西方已经与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深度融合在一起，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发展；而人文心理学则按照西方文明自身发展的逻辑，走上了一条强调个人主义文化的后现代之路。后现代学者大多十分强调“否定”“消解”和“解构”一切现存的理论，要在各种价值取向对话中探索和建构未来。

　　中国心理学坚决不能继续照抄照搬西方人的理论。一方面，科学心理学在中国心理学界仍保持着主导地位，体制内的基金资助政策与科研单位的鼓励导向，都在引导着研究者更为贴近脑神经技术手段。另一方面，我国的文化仍然强调家庭、宗族、群体、单位和社会整体利益。因此，西方的后现代“解构”思潮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很难成为我国人文心理学发展方向的主要选项之一。

　　逻辑理性与历史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充分融合或许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可能出路。当代科学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展便是采用第三人称视角，将探究的方向从人的外部可观察行为转移到人内部“黑匣子”中心智的本质和认知过程，从而产生了研究大脑功能和机制问题的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但两者慢慢地又都暴露出一种被人们批判为“离线”认知机制主义的局限性，它们使认知成为一种只是依赖于大脑神经、为认知而认知的孤立现象。科学心理学试图摆脱这样的局限。最新的“具身认知”研究不再将心智（包括人类心智）视为脱离身体的东西，心智过程必须依赖于与外部环境相接触、相作用的身体过程。低级的感知活动是为了直接的行动，并在活动中得以增强和增进；而高级的认知过程（如记忆、思维、语言等）也是为了形成行动意向、行动规划和结果表象，并因行动结果而进化发展。认知的最终目的是指导有机体有效地行动，而有效的身体行动是为了个体和族群更好地生存和繁衍。

　　因此，意识不只产生在我们心理内部，它是在我们做事情、积极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人与世界的任何积极互动，又必然地发生于特定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环境之中。基于逻辑理性的科学心理学发展出来的这样一种具身认知理论框架，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规定性理论存在着诸多不谋而合之处。人在特殊社会历史中的实践，不就是“第一人称”的我与“第三人称”的他者在物质、社会和文化历史中互动的过程吗？显然，科学心理学已然容纳和融合了包含历史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人文思考，从而为疏通第三人称与第一人称心理学之间的解释鸿沟，提供了一种充满可能性的新理念。这当然也就暗示着心理学未来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其实，当代西方心理学家不仅进行着后现代的思考，也在进行着启发方向的反思。这些反思并不试图“解构一切”，而是尝试在较大时间尺度上思考和重构人的心智本质。心理史学家墨菲曾经论断：“社会心理学一只脚是站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而另一只脚则处于社会变革的波涛起伏之中。”不仅社会心理学如此，整个心理学研究亦是如此。欧洲心理学家梯欧在回顾了心理学的历史之后认为，在塑造心理学学科的各种元素中，事实的积累、问题的解决、归纳和对异例的解释等都只是配角，真正的力量来自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心理学发展要充分考虑历史理性和实践理性在探索和思考心理表征、认知过程和人际关系等心理学现象时发挥的作用，而不能仅基于逻辑理性对心理现象进行归纳式的科学解释，否则心理学就只能是一种“机械、静止和片面”的心理学。实际上，心理学科学范式的变化恰好表明，科学发展本身也具有历史性和实践性。

　　新时代的中国心理学要真正把握好当下的机会。一方面，要继续学习和借鉴美国心理学、欧洲心理学甚至苏联心理学，将其中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与人文的经验嫁接过来。另一方面，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和汲取老祖宗的人文智慧，让西方擅长的逻辑理性与中国特有的历史理性和实践理性在中国心理学未来发展中，走出一条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相互扶持、相互促进的创新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