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郿（眉）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盘踞西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在西北战场的一场战略对决，战役“消灭胡宗南四个军，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十二年的统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举扭转战局、解放大西北的关键性战役，对解放战争的进程和新中国建立都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扶郿战役中，面对胡宗南部与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等反动军事力量的联手，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野贯彻“钳马打胡”的战略部署，以“穿插迂回”的方式，奇袭敌后，仅用4天时间结束战斗，不仅完全割裂胡、马军事力量再次联手的可能性，成功实现围歼胡部主力的战略意图，也成功阻遏了青、宁二马对关中地区的反扑。《孙子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战役中，双方对关中平原地理环境、战场地形的把握和利用，成为影响战略制定和战术运用的关键。由此，笔者试对此关联影响加以探讨。

　　歼胡部署  胡马联合格局初显

　　扶郿战役因主战场在陕西省扶风、郿县（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而得名。扶、郿二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西部，东接西安、咸阳，西通宝鸡。1949年5月，随着胡宗南部在陕中地区接连失利，西安北面门户洞开。山西全境解放后，胡宗南判断华北军团迟早会西进关中地区，或将与一野合兵解放西安。中央军委随后制定歼灭胡宗南部的作战目标，并电令十九军从湖北沿汉江向西转入陕南地区，计划攻占汉中地区后，封堵胡部南下出口，并利用秦岭、陇山的天然阻隔作用与一野部队对胡宗南部形成合围之势。为保存实力，胡宗南作出放弃固守西安、伺机南逃汉中的决定。宝鸡独特的军事战略意义和交通枢纽地位，自然成为胡宗南放弃西安后军事防御的最佳选择。

　　胡宗南放弃坚守西安的另一个战略目的，是将遥处后方、势力尚在的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牵进西北战局的前线。1949年6月，西安、咸阳相继解放后，兰州、银川等地门户大开，原本“作壁上观”的青马、宁马顿时感到紧张和焦虑，主动联系胡宗南部形成军事联合，并调遣十万余部队自西兰公路进入陕西境内。正如彭德怀所言，“未放弃西安前，胡求马；放弃西安后，马求胡”。青、宁二马到来，使得关中地区战局形势陡然变化，国民党在陕境内军队人数上升至40余万，而我军此时只有15万人左右，实力相差较大。此外，受制于地形、补给因素等原因，十九军在陕南地区推进速度较为迟缓。中央军委顺势放缓对汉中地区的作战计划，并指示一野暂缓歼灭胡部的战略目标，充分应对胡、马联合作战的新局面。

　　各求自保  胡马联合暗生嫌隙

　　青、宁二马进入陕西境内后，使得原本已经西进至宝鸡附近的一野部队面临侧翼暴露的危险。一野方面主动将主力东撤收缩。与此同时，退守宝鸡的胡宗南部主力向东推进，与青、宁二马部形成合力进逼西安。针对战场形势的变化，彭德怀认为，“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信差，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上述情况有利于我钳制胡匪，打击马匪”。在中央军委指示下，结合毛泽东的作战建议，一野利用泾、渭间三角地带的有利地形制定出“阻胡打马”战略。

　　结合泾、渭河道的阻滞作用，一野方面在部署防御胡宗南部的同时，有意将主力部队分置在渭河以南、泾河以北地区，主动放弃泾、渭间三角地区防守，形成诱敌深入、反击包围的战术安排，准备对远道而来的青、宁二马展开战斗。此时，中央军委注意到“阻胡打马”战略可能存在的问题，“请充分注意马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泾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为抵消这一顾虑，第十八兵团先头部队首先进抵咸阳，取得咸阳保卫战的胜利，有力打击青马的嚣张气焰。攻取咸阳失利后，青马部将失败原因归咎于胡部只图自保配合不力，并迅速后撤至永寿一带，胡部也被迫停止对西安的进攻姿态，转入防御态势，胡马军事联合暗生嫌隙。

　　依恃地形  胡马布阵“口袋”战术

　　在胡马联合夺回西安的企图破灭后，胡宗南部根据关中平原的地形环境制定出“以退为进”的“口袋”战术。关中平原为东西狭长形的河谷平原，属下陷式的地堑构造。宝鸡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南面为连绵高耸的秦岭山脉，西部为陇山山脉，北面则是渭北台地及千山、岐山等北山山系，形成北、西、南三面环山，东面敞开的 “凹”字形的“袋”状结构。结合“袋”状地势，胡宗南部制定出“口袋”战术，“胡宗南部担任武功以西、渭河两岸袋型地带的守备”，一旦解放军向西攻击胡宗南部，胡宗南部主力即撤退到汧河（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千河）西岸固守，马家军由北面麟游方面南下，联合胡部在秦岭峪口驻防的军队，“将深入的共军包围于袋型地带而歼灭之”。

　　在这一战术思想的指导下，胡部将主力在渭河两岸摆开，并将紧靠西兰公路且有陇海铁路通过的渭河北岸确定为防御的重点地区，部署三个军，东至武功漆水河，西至扶风益店、罗局、眉县车站一线，形成东西50公里左右的防御纵深。漆水河成为胡部防守前沿后，天然的沟谷地形使得国民党军官对己方的防御能力一度充满乐观。时属胡宗南部第18兵团38军军长李振西回忆：漆水河“河谷虽不太深，但两岸除道路外，多系悬崖绝壁，尤其武功西北天度、店头一带，地形复杂，大部队的运动，极端困难”，“我们当时的确认为这是一条理想的阵地，所以大家都很放心”。胡宗南部军官对战局形势的盲目乐观，使其忽视了主力有被聚歼的可能性。

　　随着增援的第19兵团抵达后，中央军委认为歼灭胡宗南部机会已经成熟，致电一野将战略部署由“阻胡打马”转为“钳马打胡”。在深入分析、反复权衡战场敌我形势后，一野方面判断“胡匪暂无放弃宝鸡企图，且有诱我主力出击，马匪乘机反扑，击我侧背象征”，在7月1日正式下达歼灭胡宗南部的作战命令，正式确立“钳马打胡”的战略目标。

　　穿插“口袋”  兵分三路“钳马打胡”

　　凭借“口袋”战术和漆水河谷的有利地形，胡、马两部形成互为犄角的战前态势，尽管看似稳固，却因为胡、马二人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与解放军血拼，故多把兵力集中己方一侧，造成双方防区之间形成较为宽阔的空旷地带。根据战前部署，“胡马两部作战地境为麟游南山分水岭之线，线上属马家军”。时属马步芳部82军190师参谋长李少白回忆：“胡宗南与马继援却各自心怀鬼胎，表面上说是互助支援，协同作战，实际上却都是为个人安全着想，把兵力集中在自己身边，而胡、马防地中间地形复杂的麟游山区，谁也不去占领。”同时，胡部对地利认识及防御能力的过度自信，导致上级军官普遍认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应该在渭河河滩一带。在此局面下，一野积极贯彻中央军委“钳马打胡”战略部署，兵分三路：南路以第一兵团为主，负责渭河南岸攻击任务，并牵制秦岭方向胡部兵力；北路以第19兵团为主，负责牵制青、宁二马兵力；中路以第2兵团、第18兵团为主，其中，第2兵团负责穿插迂回至敌防区后方的罗局一带，截断敌人退路，第18兵团沿渭河北岸负责正面主攻。在这一战略部署中，阻击位置的选择是影响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罗局正处于台塬向南突出的“凸”字形地势上，三面居高临下，在其正下方的渭河谷地里恰好是眉县火车站所在地。当时担任穿插任务的十师师长刘懋功回忆：“这一地段北倚高原、南临渭水，横宽1200多米，是西安到宝鸡的咽喉部分。”

　　7月11日晚，负责穿插任务的部队克服渭北台塬地势的困难，从胡、马防区空隙一夜行进150多里路程，于次日凌晨进至罗局一带，利用台塬地势的制高点优势，迅速封锁占领郿县火车站。胡宗南部发现一野穿插部队企图后，立即将东向防御改为西向突围，但在穿插部队的严密防守下，胡宗南部始终没有突破解放军防线。7月12日下午，扶郿战役总攻发起，胡部主力很快陷入一野诸部合围夹击之中。时任胡宗南部、第18兵团司令兼65军军长李振于《第十八兵团扶郿战役惨败纪略》中回忆道：“曾考虑向东向北打，出乎解放军的意料，可能突出重围，但尔后行动，困难更多；又想抽调兵力重新编组突击队，继续向西硬打出去，但当时各方面都成胶着状态，无兵可抽；最后决定南渡渭河。”很快胡宗南残部渡河企图被占据制高点的一野部队察觉，负责阻击任务的部队迅速集结火力封锁渭河河道，无法组织渡河的胡宗南残部只有徒涉渭河。由于关中地区刚有过降雨，渭河水势极为凶猛，淹死人员甚多，被阻滞于北岸的残兵则均被歼灭收俘，部分成功渡河的胡宗南残部也很快被负责南岸攻击的第一兵团歼灭。至14日，一野主力完成解放宝鸡后，乘胜西进肃清残敌，胡宗南残部撤至秦岭以南，青、宁二马见胡部主力被围歼，遂撤至甘肃平凉一带，扶郿战役至此告捷。

　　综上所述，扶郿战役前夕，胡宗南为避免主力被歼的命运，采取放弃西安、退守宝鸡的战略决定，迫使青、宁二马加入西北战场，形成胡、马军事联合，其背后是关中地理交通格局的客观制约。此后，胡宗南又依据关中西部的袋状地形，制定出“口袋战术”，以诱敌深入、包抄聚歼为整体战略，并据守漆水河谷以为稳固防御。同时，一野方面积极结合战场局势，在由“阻胡打马”转换为“钳马打胡”的过程中，巧妙利用关中平原山脉、河流、台塬等地形格局，尤其是借助陡坎地势，以穿插罗局、迂回敌后的方式，成功实现对胡宗南部主力的围歼目标。由此可见，关中平原地理因素在双方战略部署和战术应用中都得到细致而充分的利用，只不过因我党我军领导人技高一筹的指挥艺术，最终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因素。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学研究计划（智库项目）“城镇化视域下的近代关中地区行政区划变动和发展借鉴研究”（20JT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