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树声
学人小传
佘树声，安徽亳州人，著名历史学家。1929年生，先后毕业于延安大学、西北大学。1979年调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1986年12月批准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出版专著《历史哲学》《历史文化的多维透视》《国学导引》《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前言卷》《广义历史文化学辨析》（历史学卷、文化学卷）。新著《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人类之路》与《我国古代婚姻文化》即将付梓。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走在朱雀路西安博物院附近，时常会碰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只要天气好，每天我都会从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走到省体育场锻炼身体，绕一圈后再到小雁塔。塔院幽静，环境好，我坐下来，歇一会，然后走回家。”说这话的老者满头银发，身体硬朗，他就是93岁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佘树声。正是因为每天坚持锻炼，老人家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是自信。“我这身子骨还行，腿脚灵便。从80岁到前不久，已经跌倒4次了，但都无大碍，很快就康复了。前几年还能爬山。现在子女不让我爬山了，只能到小雁塔转转。”
佘树声所说的小雁塔，又称“荐福寺塔”。在唐代，这座荐福寺可是著名的“长安三大译场”之一，众多中外高僧译师和义学大德曾在这里译经传法，佛经翻译颇具规模和成效，不仅促进了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推动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对佘树声来说，常来小雁塔，意在与古人对话，一为锻炼，二为养心，三为思考。历史与哲学不应是绝缘的，把哲学的思辨引进史学理论研究之中，是佘树声多年的治学特色。他常常思考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如何决定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而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又是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的特殊演进方式？
佘树声先生的住所离小雁塔不远，虽居室不大，但书香四溢。书桌上往往是一杯茶、几本书、一叠纸。临窗的书桌对面，是占据房间大半空间的书柜。老人细声漫语，娓娓道来。我们的谈话便从先生精神世界里丰盈的学术创新开始了。
创新
水有源，木有本，文化也有根。只有源远才能流长，本固才能枝繁，根深才能叶茂。比照司马迁把“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当作历史学的终极目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历史与哲学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佘树声先生的研究，将探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相联系。
1982年，《哲学研究》第7期发表了佘树声的《历史的发展是一元与多样性的统一》一文。接着，《历史的发展是常规性与变异性的统一》（《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1期）、《历史的多元性统一》（《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2期）、《论历史的变异性道路》（《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等专论的发表，形成了以“三个统一”为框架的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成理论体系。“三个统一观”为历史的存在构建起一个动态性全景式的现实图景。1988年，佘树声以“三个统一”为基础，结合中西历史演进的现象形态，出版了《历史哲学——关于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思考》一书，填补了我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项空白。
1988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蒋大椿的文章《宏观历史研究的可喜收获——读佘树声的〈历史哲学〉》。作者认为，佘树声的著作以整个人类历史的纵横发展作为考察范围，提出在历史的多元多样性基础上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模式，它们大体上循着“融合—提高”“消失—转移”“复兴—发展”三种形式及其交叉的历史道路而有规律地变化和发展着。这一认识既坚持历史存在的统一规律，又力图更广泛地从宏观上揭示历史全貌，从而给人以启发。在蒋大椿看来，佘树声关于历史变异的多种形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理论。在理论认识与历史实际的结合中，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所长张岂之先生这样评价道：“佘树声从历史演进的宏观方面着眼，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儒家文化的实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历史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才提出的带有创新性的观点。”“另外，关于历史的多元性问题，佘树声提出‘人类文化类型的一元与多元文化发展观’，这对于探讨中西文化关系及其异同的课题来说，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和揭示，乃是历史唯物论的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哲学体系，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有着本质区别，这是因为他们把历史哲学破天荒地建立在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面，这样就使历史哲学变成了真正的科学，历史哲学由此也才能真正担负起解开历史的存在和发展之谜的重任。”谈起历史哲学，佘树声如数家珍。
读书
佘树声出生于安徽亳州，小时候，每到盛夏，先生的祖父都会将一摞摞藏书搬到屋外晾晒。“祖父的祖上是徽商。徽商爱读书，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商旅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佘树声说，爱读书成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在屋檐下晾晒的一排排藏书，像一粒粒种子，埋藏在他童年的记忆中。
“人生忧患识字始。”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日寇占领家乡。佘树声清晰地记得，母亲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检查，把父亲的一大箱书丢在了路旁一处断墙的后面。从这些书中他第一次看到了“马克思”三个字，从此便与马克思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旧中国时局动荡，导致沦陷区的佘树声被迫失学，同祖父一起住在乡下。听祖父讲《四书》，成了主要功课。祖父讲一段，要求他背诵一段。佘树声说，这是他接受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启蒙的起点。
1941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佘树声的母亲带着孩子们辗转来到西安，与同一年前到西安谋生的父亲终于团聚。早在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西安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万众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仅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且有力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中国抗战时局转换的政治枢纽。流落到古城西安的艰难岁月，让少年佘树声从心底里赞同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和分裂的主张。
“东南中学教我历史课的崔则谦老师是一位进步青年，第一堂课上，他在黑板上划出两条平行线，然后用一条斜线把两条平行线的两个远端连起来，并告诉同学们，历史就是前边有后边，后边有前边。以往的历史是当今历史的基础，逝去的历史孕育了现代的历史，现代的历史是过去历史的延伸，这就是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从图上还能看到，连接线的上下两面，一面是越向前越窄，另一面是越向前越宽。一面显示的是对历史的扬弃，一面显示的是历史的发展。越向前发展，对逝去的历史舍弃的便越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让我立刻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令佘树声印象深刻的是崔则谦老师的晋中方言。老师在课堂上概述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当讲到原始社会的婚姻形式时，崔则谦老师用浓重的晋中口音说：“这一伙伙和那伙伙结婚。”佘树声模仿老师当年鼻音很重的腔调，喜不自胜。“后来我看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方才恍然大悟内容的来源。崔则谦老师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和真知灼见，成为开启佘树声走进历史哲学思维之门的第一把钥匙。崔老师还将《十批判书》给他看，并指导他看《资治通鉴》。
高中时代的佘树声，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翦伯赞出版于重庆的《中国历史论集》（上下册）、邓初民的《社会史》、郭沫若的《古代社会》及《十批判书》、王礼锡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等书籍。此外，他还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简洁的语言和文笔，浅显的事例，娓娓道来。对什么是哲学、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论，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范畴等，逐一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明，让我眼界大开。布哈林的《唯物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胡绳的《新人生观讲话》我都喜欢读。这些书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更促使我付诸实践，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佘树声扬起的眉毛跳动着，如孩童般兴奋。
北上
1946年12月起，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1947年，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罢课示威运动，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由于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佘树声被马克思主义思想深深吸引，并逐渐开始用其分析解释一些社会现实问题。1948年底，他和同学秘密计划奔赴延安，投入革命实践。
可是，去往延安的道路并不顺畅。佘树声记得，当时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安商学院师生59人，在一位姓张的地下党交通员保护下，溜出西安，踏着积雪，从三原县城，一路向北。“大雪弥漫，人与人必须保持在视线可及范围，怕掉队。封锁线附近，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碉堡，随时都会遭到射击。经验丰富的地下党交通员递上一大包东西，对哨卡检查的士兵说我们是刚刚雇佣的‘烟客’，经过逐人搜身检查，大家有惊无险通过哨卡。”
抿了一口茶，佘树声接着饶有兴趣地说：“过了碉堡，地势越来越高，两边是高耸的山崖，中间夹着一条狭窄的通道。突然接到由前向后传达的口令‘蹲下’，我们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趴在雪地里。一队骑兵从我们不远处的豁口飞驰而过，枪械和刀刺的撞击声响彻耳旁。天黑了下来，厚厚的积雪覆盖在地面，一脚下去，膝盖以下完全没入雪中，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探出的脚窝行进，雪拌合着风的哨音，大片大片地落下。顶着落雪，迎着寒风，我们饥寒交迫，行走在白茫茫的天地间。”
那天凌晨1点，这群进步青年终于到达淳化县游击区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只有七八户人家。接应这群进步青年的指挥员说，“这里是我们的游击区，政权还不稳固，马匪（指马步芳）昨天还来这一带骚扰。等老乡把苞谷糊汤熬好，每人喝上些暖暖身子，今天夜里你们就暂且在老乡窑洞的地面上躺一躺，天亮上路。”
“好香好热的糊汤啊！每人只有一碗。”老人咂了咂嘴，回味良久才继续道：“进了窑洞和衣躺在地面上，上无被盖，下无草垫，身子朝天的一面冷，挨着地的一面也同样冷；等体温把挨地的一面暖温了，再翻过身来暖另一面，这样辗转反侧翻个不停，一夜不曾入眠。”
有的人受不住了，干脆走出窑门跺着双脚活动身体取暖。没等天亮，大家就全在外面集结完毕，等待指挥员的吩咐。天微微亮，指挥员来了，说道：“你们已经准备好起程了，那就起程吧。为安全起见，派一班战士护送你们到马栏。我祝同志们一路平安！”就这样，一群人在武装战士护送下，向马栏进发。
“雪停了，群山仍为冰雪封锁着。行走在满是积雪的山路，脚下发出喳喳的挤压声，偶尔惊动路边树上的松鼠。虽正值农村早饭时间，却不曾望见哪里有炊烟升起，所经之处不仅没有大的村落，连几户人家相聚居的地方都不曾遇到。一路上不时还有枪声从远处传来，每逢枪声响起时，护卫战士便催促大家加速行进。”
黄昏时，这群进步青年终于到了马栏。这里是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机关所在地，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护卫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南大门。佘树声眯了一下眼睛，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马栏的街市两旁开着十来家商铺和饭店。工作人员把我们领进地委大院。院落不算小，窑洞和房舍虽然不多，却齐整地排列着。没有大饭厅，晚饭在院子里吃，是小麦面的馒头，吃到一半时另一半就已冻成冰块了。”
饭后召开了欢迎会，地委领导同志致简短的欢迎词。佘树声依稀记得大意是：你们是通过近期发动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锻炼走向革命的青年。青年在当代革命斗争中是起先锋和桥梁作用的力量。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热烈地欢迎你们来参加革命！
成长
1949年1月5日，佘树声到达延安，进入延安大学学习。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延安大学校址是几座山头，没有校门、没有围墙、没有操场、没有教室，校舍是依山势山形挖出的缺少整体感的数十孔窑洞，学生们坐在自制的小凳上听课。课程内容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与共产党的各项现实政策。
“这里没有名教授，这里没有名学者，但是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佘树声才真正了解，延安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结合工作生活实际、接地气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延安大学伙食供应一日两餐，上午9点是菜与小米混煮的稀粥，下午4点是一碗小米干饭和水煮萝卜，大家都可以吃饱，周日有小麦面馒头改善生活。当时有一个秧歌剧是这样唱的：“小米子黄又黄，哎嗨呦！一天两三斤，人人都要仔细想：公粮出在谁身上？”佘树声仰起头，若有回味地说，春节供应5天小麦面，1斤猪肉，有一天吃肉馅包子，有个学生一口气吃了13个，成为一时趣谈。
佘树声在延安大学的学习生活，随着人民解放军向西安进军结束了。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佘树声进入军管会工作。兰州解放后，他又调到了兰州军管会。由于不喜欢机关行政工作，1950年，佘树声申请返回西安，就读于西北大学中国语文系。
西北大学4年时间，佘树声思维活跃、踌躇满志，开始在学术上初露锋芒。2003年第2期《百年潮》发表了原《西北大学校刊》编辑室主任阎愈新编审的《侯外庐出掌西北大学》一文，文中写道：“中文系学生佘树声写了一篇论述《阿Q正传》的万字长文，呈送侯先生求教。文中提出阿Q形象喜剧性背后的悲剧性，反面背后的正面性等。侯先生给佘树声写了两千多字的长信，从方法到立论以至具体内容都提出了指导意见。”
“大学一年级时，我写了一篇论述阿Q形象的文章呈交侯外庐校长请求指导。校长用毛笔小楷写满了八九页信纸的指导意见，不仅令我感动，而且对我日后学术研究有着重要影响。我在学术道路上的探索同侯外庐校长的教诲和唯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谈及老校长侯外庐，佘树声的崇敬与感激溢于言表。
读大学一年级时，佘树声就开始在省级以及全国性报刊发表文章了。1950年，西北文联机关刊物《西北文艺》发表了他的一篇文学批评文章，题为《我对〈牛道士〉的意见》。到编辑部领稿费时，办公室人员问：“你是佘树声本人？”得到肯定答复后，这位办公人员随即向屋外大声喊道：“胡采同志，佘树声来了，原来是位小年轻。”话音未落，院内另一间办公室走来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他用手拍了拍佘树声的肩膀，“你这个小同志批评我们，我们十分欢迎。但你说我们水平不行，以后不会有多少人给我们投稿，这就主观了。”他对编辑人员哈哈大笑说，“把抽屉打开，让我们的作者看看我们有多少稿子”。由此，胡采开始关注佘树声的成长。
1951年7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群众日报》（《陕西日报》前身）刊登了佘树声《评油画〈毛主席在陕北自卫战中〉》一文，引发了西北文艺界长达两个月之久的大辩论。大辩论以同年9月7日该报头版头条题为《西北热烈展开文艺批评——提高创作思想展开文艺批评》作结：“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号召展开反对忽视政治倾向的学习中，引起西安文艺工作者的重视。从本报文艺栏对刘旷同志的油画《毛主席在陕北自卫战中》的讨论之后……都一致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有好处的，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版还登载西北文联主席胡采的总结性长文《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大力开展文艺批评》。当天报纸编发的“按语”认为：“西安文艺界，在反对忽视政治倾向的整风学习中，对文艺工作者脱离政治的倾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批评，这是很好的，对于提高创作的思想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文章刊发时，既有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于前，复有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于后，佘树声的文章在西北文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着实令他始料未及。
1954年11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佘树声即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贾家的典型性及其他——向李希凡、蓝翎雨同志商榷》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红楼梦》所反映的属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说法。这种观点深为翦伯赞等多位著名史学家赞同。青年佘树声信心满满，对别人说：“我要在30岁前，在社科领域发射出天才的闪光。”
初心
然而，佘树声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1956年，佘树声被送往马栏农场劳动教养。解除劳教后，他开始在农场包谷地赶野鸡。在重读《资本论》之余，佘树声写信给母亲，把《诸子集成》寄给他。在山野广袤的包谷林里，佘树声一边吆着野鸡，一边写着诸子札记。
■佘树声与家人在一起 作者/供图
1979年3月，50岁的佘树声重获新生。9月，被调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佘树声没有被苦难打倒，从未失去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他开始真正潜心学术并逐渐建立自己的学术认知体系。进入学术创新状态的佘树声，秉持一种整体化的文明思维与历史意识，在回顾往昔、直面现在、开创未来的维度上，在立足中国、环顾世界、贯通古今的视野中，考察和阐释历史唯物论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他在各类学术期刊和报纸发表论文150余篇。《〈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种形式〉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意义》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传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全面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一步。儒、释、道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底色，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古人所谓“以儒济世、以道修身、以佛养心”。在佘树声所著的《西安宗教文化》中，他提出，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看，总体上是儒、释、道三者互相借鉴和学习的过程。我们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以史为鉴，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彭树智教授曾经担任过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他有着这样的学术评价：“历史哲学不但有它严密的理论层次，而且还有它行动的实践层次。历史工作者有了价值取向，还应当努力将他所选择的有意义的价值取向予以实现。历史哲学是理论性的，又是实践性的。历史工作者具有历史哲学的素养，其本身就要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赋予历史科学以时代精神。”“我国历史科学要站在世界现代史学的前列，有赖于历史理论的突破，而这种理论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历史哲学的创新。”
长达23年的坎坷遭遇，佘树声默默地挺了过来。是什么力量让他在困境中坚持下来？佘树声淡淡地说：“我一直笃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已化入我的骨髓与灵魂。每个人都有命运赋予自己要走的路。这条路有时候宽阔，有时候狭窄。实现梦想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初心不改，活得够长，梦想一定能够实现。”讲完，老人沉默了几秒，表情凝重……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佘树声告诉记者，“不必叹息这朝霞般的人生，只需在自由充分地释放为人类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智慧的环境条件下，把这短短的有限的一生融入人类整体生命中去，为它的无限存在添一分热、发一分光，就是没有虚度一己之有限的生命，就无愧于作为人类整体中的一分子而生存着了”。如今，耄耋之年的佘树声笔耕不辍。他2021年10月完稿的新著《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人类之路》与《我国古代婚姻文化》即将于2022年元月出版。
桑榆非晚，初心不改。始终是佘树声对学术人生的深切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