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作为熔铸古今的学术文化大师，与学界泰斗季羡林被誉为“南饶北季”。他们与汤一介都是相交数十载的知音契友，留下不少学林佳话。饶公逝后一周年，笔者仍感念难释，于是追忆侍学汤先生18载的耳闻目睹，查核原始资料，记述饶公和汤先生诸师交往的大师风范，以备后览。
饶公北大讲座——群英荟萃
1997年在香港回归和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夕，为促进内地与香港的文化交流，汤一介特邀饶宗颐来北京大学担任第一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主讲教授。4月7日，由汤一介主持讲座开幕式，季羡林、任继愈、北大副校长何芳川和北大哲学系主任叶朗分别致辞，充分肯定了举办学术讲座纪念老一辈学者的意义，认为这对于促进学科建设，为学术研究提供典范，都有积极效用。
饶公在主席台中央就坐，张岱年、季羡林、任继愈、周一良教授陪同左右。大教室挤满了上百师生，李中华、王守常、王博、胡孚琛、王卡、李申、韩国学者金学权等30多位海内外学界名流俱在座听讲，并在交流互动环节展开热烈讨论。该讲座由杨立华诸师兄和我负责接待工作，因而有幸亲承诸师教诲。
饶公当天的讲题是《梁僧祐论》，旨在纠正外国学者对中国佛教史的误读和质疑，维护国人对本国文化的发言权，树立文化自觉和自信。大意如下：僧祐为南朝律宗巨匠，著述弘富，特别是其《出三藏记集》为现存首部佛典目录，为研究佛教史所必取资。然而，近时有外国学者怀疑此书出于刘勰之手。饶公考证明朝人已有此说，本属无稽，不可不辨，故详加论述，辨明真相。他这种治学风格与汤用彤虚心客观、尚友千古之同情态度如出一辙，从而也论证了汤著相关论断和研究范式的权威性。
饶公在讲座上还谈了自己的文化观，预言21世纪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引发学界的持续热议。近年饶宗颐学术馆馆长、香港大学原副校长李焯芬院士在答复记者提出的“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今日，饶公对中国文化复兴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这一问题时，仍引述饶公首届汤用彤讲座的发言。李焯芬院士认为：饶公提倡的东方文化复兴，应该是指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我们更知晓东方文化的悠久传统。
自饶公始，“汤用彤学术讲座”已连续举办了20届，每年均由北京大学校长签发邀请函，诚邀海内外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知名学者主讲其所关注的学术问题。柳存仁、施舟人、成中英、安乐哲、龚鹏程、杜维明、韦政通等名家陆续担任主讲教授，每次讲座旨在引介人文学科中新兴的研究方向。该讲座已成为北大一项传统学术活动，并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汤一介先生、乐黛云教授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决定，将“汤用彤学术讲座”每位主讲的演讲词及其相关论文编辑成论文集，作为“北大学术讲演丛书”出版。饶公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演讲词及有关论文编成《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一书，汤一介先生撰写了《编者前言》，季羡林先生为该书作序。汤用彤被学界誉为“会通儒释道、学贯中西印”的第一人，其后如此宏伟格局的学术文化大师，在世界范围内非饶公莫属，这当是汤一介先生首选饶公为“汤用彤学术讲座”第一任主讲的缘由。历届“汤用彤学术讲座”常由我协助汤先生参与筹办，主讲名家的精彩演说启发了我的创作思路，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
饶公结缘《儒藏》——三藏新典
2001年饶公又来北大演讲，接续他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关于古籍整理和文化复兴的话题，提出“新经学”的说法。该演讲稿经饶公首肯，改编用于《儒藏》编纂和研究的指导工作。在此基础上，他撰文《〈儒藏〉与新经学》发表于2009年8月31日《光明日报》。文中认为：“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他着重指出，《儒藏》工程是新经学建设和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立足点。
饶公在90寿辰接受采访时，自豪地提起他在汤先生主编的《儒藏》担任顾问，并对这一盛世工程的意义评论道：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但儒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其中有老子、墨子、庄子，还有《易经》等很多儒家的书。今天我们可以把包括新出土文献在内的所有典籍都汇集起来，成为一部最完备的儒学典藏。这部《儒藏》编定之后，就形成了新“三藏”。过去讲“三藏”是指佛教里边的“经、律、论”，而现在这个新“三藏”，是指儒、道、释各有一部经典。饶公作为当代唯一能够精通儒藏、道藏、佛藏的旷世通才，这番评论是极其精当的。
2008年，饶公特意为汤先生撰写了一副对联：“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以示他对汤先生编《儒藏》的倾力支持。这幅精美的卷轴与反映饶公境界的自题“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一样，既是饶公融学术和艺术为一体的上乘佳作，更彰显了汤先生的学术思想、人生境界和编纂《儒藏》的重要意义，及其在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太和”“时中”是易学的核心理念，而汤先生正是以“太和”为体、以“时中”为用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以此为纲领，我写成一篇总结汤先生思想的长文，经汤先生审定后收入10卷本《汤一介集》。汤先生还将饶公赠联影印，作为新著《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的扉页，由此可见他对此联的认可和欣赏。他委派学术秘书胡仲平博士专程赴港，赠送饶公该书和新出的《儒藏》精华编，以表达对饶公的谢意和敬意。胡博士向饶公汇报了《儒藏》的进展情况，并请饶公继续给予指导和支持，饶公对此作出了明确具体的积极回应。
2012年底，胡仲平博士、周展宏董事长与我在汤先生家中商谈筹建“汤用彤纪念馆”之事时，汤先生取出珍藏的饶公对联为我们悉心讲解。亲见饶公手书真迹，我颇受震撼，深感其中有一大事因缘，决意日后撰文记述，以广其传。我们商定由荣宝斋高仿复制后收藏在纪念馆，并拟请饶公题写馆名，随后在饶公支持下都得以顺利落实。
在10卷本《汤一介集》的编辑过程中，王琬莹是第三卷《早期道教史》的责编。她曾打电话向汤先生请教《道藏》的引文，当读到“行无名，行柔弱”时，汤先生立刻说：“不对，似乎是‘行无为，行柔弱’，这一段内容，前面引饶宗颐先生的‘（老子想尔注）考略’中也提到过，请你再核对一下。”经过核对，果真如汤先生所说是“行无为”。当时汤先生虽年臻米寿，但他对史料和书稿的记忆仍然相当准确，他扎实的学术功底及其对饶公学术成果的采纳和敬重，由此可见一斑。
2014年汤一介先生逝世时，饶公发来唁电高度评价汤老：“兄功在国、族，德厚道深；其复兴儒学，重构我族自尊、自信，允为中华文化之功臣。”电文随即收入“汤用彤书院”雷原院长与我主编的《汤一介学记》，由新华出版社2015年出版。在汤先生追思会上，我奉命所撰祭文里“三藏新典，时中太和”，便是出自饶公赠联。
饶公和汤先生生前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往，并受聘担任汤先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和三智书院导师。现任院长王守常教授主编《汤一介哲学精华编》时，饶公为之题签。该书亦将饶公赠联作为扉页，还收入了我以“太和”为纲总结汤先生思想的论文，与有荣焉！汤一介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八轶文集·饶宗颐卷》出版后汤先生已逝，受执行主编王守常教授委托，快递到香港呈送饶公。2016年初，由中国文化书院联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三智书院、什刹海书院等12家单位成立了“汤一介研究会”，旨在研究、传承和弘扬汤先生的学术思想，饶公闻讯题写了会名匾额。
饶公学养宏富，性情纯笃，于书法见识高超，功力深湛，形成了他所推崇的“重、拙、大”而浑厚华滋、雄奇多变的风格，境界高深，向为书林所重。为汤先生写的这几幅字，饶公似乎格外用心，真令人回味无穷。他曾有联“书成非隶非草字，善作半醒半睡人”，正是其人其书自家写照。如今哲人其萎，睹书思人，抚今怀昔，不禁感慨系之。
饶公和汤先生对我学术道路影响深远，我主编的国家纲要教材《中华传统文化》的《周易》分册，即以人生时位开篇，以太和理念贯穿全书，以中行之道收尾。现在看来，恰与饶公赠汤先生之联“时中协太和”相契合，由此可见我所受二老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仅仅是受其光辉照耀的一小边角，他们的成就昭如日月照亮了学术的一个时代，泽被后世。饶公和汤先生毕生为弘扬中华文化呕心沥血，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后继人才，为当代学人树立了崇高典范，是学界珍贵的精神遗产。缅怀他们不仅是为了纪念值得世人尊敬的学者，更是为了引发我们思考，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如何进一步完成其未竟的事业，推动文化的发展与长久的昌盛，以助力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