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骥（1895—1984），字乐夫，浙江诸暨人，20世纪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曾长期参与和主持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为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和文化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参与陕西考古

　　1925年，何士骥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首届研究生，师从梁启超，并由梁启超选定《部曲考》作为研究题目。通过一年的努力学习与研究，何士骥于次年6月顺利撰成毕业论文，获评乙等第四名的成绩，并与其他15位成绩较优的同学一同获得每人100元的奖学金。随后，何士骥又申请留校继续研究一年，以小学为专修科目，研究题目为古文字学，故其导师应该是王国维。由于何、王二人既是浙江同乡，又有着相似的学术兴趣，故何士骥自入学起便与王国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并成为其与外界的联络人之一。可以说，这一段学习和研究经历，为何士骥此后从事考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清华学校研究院毕业之后，何士骥任教于中法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北平大学等，并兼任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编辑、国语大辞典编纂处特约编辑等职。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军的凶残与国土的沦陷，他非常愤怒，一方面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某些学者的消极论调，另一方面参加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徐炳昶及各大学教授组织的国防研究会，负责为东北义勇军募捐衣物、大刀等。他甚至还一度参加抗日义勇军，要求亲自上阵，出关杀敌，后因身体弱而未被允许。“一·二八”事变后，他又积极为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进行募捐。

　　1933年，何士骥对时局愈发感到愤慨和无望，遂起了避世之念，于是将北平的所有工作辞去，搬到其夫人的家乡河南商丘闭门著述。当时，北平的师友曾来信劝慰，认为报效国家不在一时，更不必因此愤世嫉俗。这使得何士骥的思想有了转变，又决定出来工作，便于这年冬天应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组长徐炳昶之邀赴陕西，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助理员，并协助徐炳昶与陕西省政府合作组织陕西考古会。

　　此后，何士骥主要在陕西考古会中从事考古工作，随同徐炳昶等考古会同人调查宝鸡各县和渭河南北两岸的古迹遗址，并参与宝鸡斗鸡台、陕西民政厅前院唐大明、兴庆、太极宫石刻图碑及秦雍城、汉陈仓城等遗址遗物的考古发掘工作。其中，尤以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的意义最为重大。这一考古发掘作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初创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不仅正式揭开了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近代科学考古发掘的序幕，也奠定了我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促成了日后考古学研究中区系类型学的发育与成熟。

　　1937年6月，何士骥鉴于西北多年无研究学术团体，对考古调查及发掘所得缺乏深入研究，便与张鹏一、穆济波、梁午峰、寇遐、黄文弼等人发起成立西北史地学会，“以研究西北史地学术，发扬民族文化为旨趣”，并担任学会秘书。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北平研究院辗转迁至昆明成立总办事处，人员与经费皆大幅缩减。此时史学研究会已改称史学研究所，研究所“经费定为每月八百元，考古、历史两组经费不分列，新聘韩儒林一人，旧职员留何士骥、吴世昌、许道龄、苏秉琦四人。至在滇参加工作者，为张维华、白寿彝、宓贤璋等。真是竭蹶万状矣”。（《顾颉刚日记》第四卷）何士骥继续留守陕西考古会，专司保管北平研究院器物，并负责斗鸡台考古发掘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后因日机轰炸而被迫终止。其间，他还与张鹏一等人为陕西考古会的经费筹措等问题而辛勤奔走，苦苦支撑。

　　教学与考古工作相结合

　　为躲避日寇，北平师范大学于1937年9月迁至西安，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合组为西安临时大学。何士骥应邀回校任教，讲授考古学。次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城固县，改名为西北联合大学。重回讲台的何士骥对待教学十分认真，对学生也很关爱。他不仅喜欢在课堂上讲述司马迁、郭子仪、寇准等陕西历史名人的事迹，还常常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到骊山秦始皇陵等学校周边的古迹遗址进行参观考察，搜集实物资料。西北联大历史系考古委员会还委派何士骥与周国亭等人主持城固张骞墓等古迹的调查、发掘及修缮工作，并举办了张骞墓出土古物展览及张骞墓祭扫宣誓活动。这些活动一方面可以表彰乡贤，提倡民族气节，激发师生与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为学生提供了难得的考古实习机会。

　　1939年8月，西北联合大学各校分立，西北联大改为西北大学，原西北联大师范学院恢复独立建制，改称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何士骥曾回西安，担任陕西政治学院国文系教授，并兼任陕西考古会代理工作主任。1941年秋，他又应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黎锦熙之招，返回城固，担任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并在城固等地继续开展考古工作，后又兼任西北大学考古学讲师及考古室主任。他有时带学生出去找汉砖，有时组织开办文物展览会，把教学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这一时期，何士骥与冯国瑞、吴作人等考察了天水麦积山石窟，还对南郑龙岗寺遗址进行了最早的调查，从而填补了当时汉水流域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空白。

　　抗战期间，学校的教学环境十分简陋，何士骥的生活也很清苦。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加上家里的孩子多，他曾一度自己养驴子磨面，然后拿麸子去跟别人换黑高粱面吃。旁人告诉他这是喂猪的，他却不以为意。有时也会遇到买了面不给钱的，他因为爱面子，也不敢去向人家要账。由此可见他当时生活的窘迫与无奈。

　　据学生回忆，虽然当时教师收入微薄，但何士骥仍不忘搜购各种流散在坊肆间的古物，如陶盆、陶罐、陶豆、陶甑及各种铜器残片。当时同学们都很奇怪地问他：“你生活这样的困难，而满屋子都是这些东西，是否想发财去开古董铺？”他严肃地回答道：“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留下的珍宝，应该好好收藏，去研究它，钻研它，如果让它流散，太可惜了！假使说你们今后看到我以此去谋私利，可以敲碎我的脑袋。”虽然有些同事笑他不识时务，但何士骥的课总是很受欢迎，其为人也赢得了学生的尊重，被学生称为“像个教授先生”。

　　扎根西北 从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

　　1940年，西北师范学院奉命迁往甘肃兰州。为了减少损失和解决新校址房屋不足等问题，学校决定分批搬迁。1943年冬，在李蒸校长的动员下，何士骥随校迁往兰州十里店，并在甘肃学院史地系兼授考古学课程。那时，何士骥还是一如既往地利用节假日带领学生到位于黄河两岸的兰州市郊各地考察古迹古物，有时甚至自己出钱给学生做试掘实习。他先后在兰州十里店、崔家崖、达家庄，以及临洮辛店、寺洼山等十多处地方进行了考古调查，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的观点。1944年至1945年，中研院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西北考察，何士骥又陪同考察团团员夏鼐等在兰州附近开展考古调查工作。

　　1946年，北平师范学院在北平复校，西北师范学院大部分师生皆随校回迁。何士骥虽被邀返校，但其念及西北地区历史悠久，古迹众多，考古工作方兴未艾，故毅然决定留在西北继续进行考古工作，并接任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一职。1947年8月，他在西北师范学院东北角发现明万历十年（1582）的“深沟儿墩军碑”，上面详细记载了明代驻守在此烽燧上的军人及其妻子姓名、军械及日常用品的种类与数量，甚至连碗筷的数量都有记录。这为研究兰州黄河两岸残存的古长城的历史及明长城的防御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此石碑至今仍保存在西北师范大学博物馆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士骥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领导、组织西北地区文物古迹的调查、发掘、整理与保管方面。1951年 11月，应组织安排，何士骥辞去西北师范学院教职，次年调任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兼保管组组长、办公室主任，后又参与甘肃省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并于1958年担任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这一时期，为配合全国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何士骥带领甘肃省文物工作者积极开展古迹遗址的发掘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保护了甘肃出土的一批重点文物。如1955年底，何士骥主持了兰州上西园明代名臣彭泽墓的发掘清理工作，将彭泽夫妇、其弟彭冲夫妇及子媳墓群迁葬于华林山上，并将出土墓志及附葬衣物、饰品、铜镜、石砚等文物入藏甘肃省博物馆。

　　西北是何士骥考古工作的起点，从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便与这里的考古工作结下了半生的不解之缘。来到西北，或许是由于命运的偶然；但留在西北，却完全出自其内心对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厚重文化的热爱。惟其如此，何士骥才能为西北地区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历史研究及文化教育发展作出如此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