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的中国，经过蒙古人将近百年的三次西征及南征之后，成为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许有壬《大一统志序》）的大一统王朝。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的大范围拓通，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对中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同时，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对中国的认知也进一步深入。这一时期的中外纪行文学中，就存在许多与丝绸之路拓通相关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风貌。

　　促进中外互联互通

　　13—14世纪是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蒙古人长年征战，“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元史·地理志一》），东、西方世界因此“无阃域藩篱之间”（虞集《可庭记》），障碍被极大程度打破；另一方面，蒙古人对驿站建设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车，而水则以舟”，而元代驿站所发挥的作用也视前代为盛：“于是四方往来之使……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元史·兵志四》）

　　马可·波罗在其行记中对元朝驿站之密集、便利、舒适给予了非常细致的描述：“其名曰站（Iamb），一如吾人所称供给马匹之驿传也。每驿有一大而富丽之邸，使臣居宿于此，其房舍满布极富丽之卧榻，上陈绸被，凡使臣需要之物皆备。设一国王莅此，将见居宿颇适。”（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驿站的便利让13—14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之间互联互通，那个时期的人们深切地感慨道：“洎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王礼《义塚记》）多元的风物与文化“鴂舌螺发，剺面雕题，献獒效马，贡象进犀”，“络绎乎国门之道”，人们可以“不出户而八蛮九夷”。（黄文仲《大都赋》）

　　更新异质文化圈的认知

　　在丝绸之路大范围拓通的背景下，13—14世纪的世界不再是铁板一块。一方面，元朝疆域横跨欧亚，欧亚大陆自东向西所并存的四个大文化圈（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的印度文化圈以及东地中海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都与中国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在世界剧变过程中发生极大变化。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包含蒙古族、契丹族、女真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大国。

　　“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伴随蒙古人西征，西域人大规模东迁中国，这极大地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与中国的交流和融汇。于是在大都城中，开始出现西域人庆祝古尔邦节的盛大场面：“高昌之神戴羖首，仗剑骑羊势猛烈。十月十三彼国人，萝葡面饼贺神节。”（张昱《辇下曲》）也有西域人封斋的真切记述：“花门齐候月生眉，白日不食夜饱之。缠头向西礼圈户，出浴升高叫阿弥”（张昱《辇下曲》），等等。那些遍布中土的宗教场所以及不同的宗教习俗不断影响着中土人的文化观念。

　　在文学领域，所谓“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顾嗣立《元诗选·戊集·萨经历都剌》）西域作家的大量涌现为元代文学增添了极为独特的风景。与此同时，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国与元朝往来密切，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对中国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乞台（契丹）、秦（北方中国）、摩秦（南方中国）以及与之毗邻的其他国家的著作却从未传入我们这里，即使偶有传入，也没有人将其进行翻译，我们也因此无从领略他们发明的各种机械器具的妙用，无从了解他们根据亲身的经验、生活的环境和自己的天性而对许多疑难问题进行思考所得出的精到见解和结论。”（拉施特《珍宝之书或中国医学》）基于这种理念，借助与中国频繁密切的往来关系，中国的医学、农学、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技术等，经由拉施特等上层文人有意识地翻译、传播，被广泛介绍到中亚、西亚国家与地区，最终传播到西方，从而对世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3—14世纪，基督教文化圈也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的开通，开启了“西方往东看”的进程。从最早到达蒙古和林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柏朗嘉宾到孟特·戈维诺、鄂多立克、马黎诺里，再到商人马可·波罗等，传教士和商人接触蒙古人并到达中国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叙述，使得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从传奇表述中逐步走向现实世界。“那里的居民在古代常被称为塞雷斯人（Seres）。他们那里出产最好的绸料，这种绸料依照这个民族的名称被称为塞里克（Seric），而这个民族是由于他们的一个城市的名称而获得塞雷斯这个名称的”。（道森编《出使蒙古记·鲁布鲁乞东游记》）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杭州“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城里除了街道两旁密密麻麻的店铺外，还有十个大广场或集贸市场”，“在每个市场一周三天的交易日里，都有四五万人来赶集，他们可以在市场里买到所有需要的商品”，“这十个集贸市场的四周环绕着高宅闳宇，楼宇的底层是店铺，经营各种产品，出售各种货物，包括香料、药材、小饰物和珍珠等”。（余前帆译《马可·波罗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西方世界的文明觉醒都缘起于对东方中国的好奇与探秘，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缘起于对中国财富的热羡，而诸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人游历中国后留下的详细记述，对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加强同质文化圈的认同

　　13—14世纪，东亚文化圈在两宋的基础上，延及面进一步拓展。东边是朝鲜、日本，东南是越南及其以南、以东的东南亚国家，西南包括中国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西面直达帕米尔高原以东，往北则越过蒙古草原直达西伯利亚森林，东北到达外兴安岭内外。汉语写作与习得不仅包括汉族文人，还包括高丽、安南、日本等区域和国家的作者。在这些东南亚国家，习读汉语经典著作，用汉文交流和写作，是上层文化圈的重要标志。尤其是高丽，元代馆臣陈旅指出，高丽人认为能考上元朝的科举比本朝科仕更荣耀：“今高丽得自官人，而其秀民往往已用所设科仕其国矣，顾复不远数千里来试京师者，盖以得于其国者，不若得诸朝廷者之为荣。”（陈旅《送李中父使征东行省序》）高丽文人也有诗云“我欲从公游上国，安能郁郁在荒陬”（郑仲孚《送中父李翰林还朝》），反映出高丽人对中国文化的崇仰与认同。

　　江南一统之后，元朝承继南宋的海外遗产，将南海、印度洋纳入王朝发展体系，再加上西域色目人对元朝政权的高度依附和认同，到13世纪末，从中国到伊朗、阿拉伯地区的海域以及所经由的海路整体，就进入元朝政权的影响范围之中。“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阑亦带、苏木都剌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印度文化圈所辐射的南亚、东南亚区域与中国的交往及认同。像马八儿国（今南印度东海岸一带）在印度洋的势力“足以纲领诸国”（《元史·外夷三》），而其王子孛哈里落户中国，宰相不阿里“尽捐其妻孥、宗戚、故业，独以百人自随，偕使入觐”（刘敏中《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此后在元朝为官终老。

　　总体而言，13—14世纪间，蒙古人为东西方世界的人们打通了相互认知的丝绸之路，而中国也借助蒙古人对海陆丝绸之路的大力开拓以及其间的驿站建设，与世界频繁往来互动，这不仅让“中国”这一远古想象在世界人们的心中饱满生动，而中国文化、文学也因为自身的开放包容而格外丰富灿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7ZDA2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