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舶来的小说品种，侦探小说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侦探小说的诸多新质，如新奇完备的科学知识、异于传统的情节构造、新鲜独特的人物形象等，不仅洞开了国人的科学视野，亦为本土侦探小说的创作发展提供了参照。

　　晚清以来，英国阿瑟·柯南·道尔所著“福尔摩斯侦探案”系列侦探小说的翻译引介，契合于近代启蒙思潮与“新小说”的功用目的，成为传播科学与文明之利器。侦探小说“于植物学则精于辨别各种毒性之植物，于地质学则精于辨别各种泥土之颜色，于化学则精髓，于解剖学则缜密，于记载罪恶之学则博赅，于本国法律则纯熟。即言凡此种种知识，无一非为侦探者所可或缺也”。侦探的养成亦要“有作侦探之学问，有作侦探之性质，有作侦探之能力，三者具始完全，缺一不可也”。一时间，“读者得恍然于侦探之事业，乃集合种种科学而成之一种混合科学”。读者充满好奇地跟随福尔摩斯进入一桩桩离奇悬案现场，看他如何操作各种稀奇古怪的化学仪器、运用精准计量的科学方法，以及应用心理学、解剖学、医药学等科学知识进行破案，不啻进行了一场科学新知的集中补习，眼界大开。

　　然而，《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的翻译过程并不轻松。译者坦言，翻译“同人学识浅陋，译此名著，颇自引惭”。由于自身知识结构不足，译者对小说中“尚有不能尽符事理处”的弊漏无能“校正”，只有“惭而中止”并“付之一叹”。侦探小说翻译产生的镜像效应，使国人反观到自身“见闻极少，学力复弱”的学识限制。福尔摩斯掌握与擅长的几种重要科学如植物学、地质学、化学、解剖学、犯罪学和法学，都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的。侦探小说中“经常提及新科技——火车、地铁、电报——全是19世纪中国人羡慕的事物；侦探小说这个品种是和现代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故事主人翁以逻辑推理和有规律的行动屡破奇案，表现出当时国人被视为欠缺的素质——坚强的体能和智能”。侦探小说使读者从中领略并惊叹其“侦探手段之敏捷也，思想之神奇也，科学之精进也”。某种程度上，侦探小说对科学新知的传播与当时西方历史、法律、政治、自然等科学书籍的翻译几无分别，对国人科学视野的洞开、知识观念的更新转变大有助益。

　　侦探小说的情节曲折多变，悬念迭起、扣人心弦，从不拘泥于线性时间顺序，多采用穿插倒叙、时空交错，造成一种叙述的迷宫。而中国小说的情节叙述必按时间先后顺序将故事之来龙去脉讲述清楚。在情节布局上，侦探小说起笔处直接进入奇案中心，“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然细察之， 皆有条理，自非能手，不敢出此”。反观“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故侦探小说“布局之佳”如倒叙、插叙，打破重组的情节构造颇引人称赞。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话语表述为，侦探小说总是通过话语的主动重复或重组故事，使读者倍感阅读的乐趣。

　　中国小说在情节设置上注重感性抒情体验，多借助超现实力量实现圆满结局，往往显得不合情理。而“侦探小说，为心思最细密，又须处处按切实际之作，于人情物理无不密合者，其不能出现于中国，无足怪矣”。经中西对照则知，“我国人叙述笔墨，每至山穷水尽处，辄皆神妖怪妄，以为转折之机轴。西人则不然，彼惟善用科学之真理以斡旋之。此其所以胜我国也”。故侦探小说的情节构造亦为我国小说写作提供了诸多借鉴。

　　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清官、侠客形象截然不同，柯南·道尔塑造的经典形象“福尔摩斯”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已成为“神探”或“睿智人物”的代名词。他是“一个智能、理解超轶寻常的私家侦探”——一个不曾在中国小说中出现过的、从事全新职业的人物。福尔摩斯是十足的维多利亚式的英国绅士，其行为举止、风格做派更加西化，和中国的文人侠客毫无相似之处，更与公案小说中“包青天”的形象大相径庭。他不仅科学与法律知识样样精通，而且也是“舞棒弄拳使剑之专家”，“有体力以自卫”，还“善奏四弦琴”，博学多艺，具有独特魅力。

　　在中国读者熟悉的公案小说中，儒家伦理道德与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常通过包拯、展昭等人物形象塑造来表现，这些形象成为读者对清官铁面无私与侠客裁断正义的精神寄托。随着近代侦探小说崭新人物形象的引入，这种精神寄托开始动摇并由侦探人物取而代之。凡福尔摩斯接手的案子，“事主虽为穷人子，福亦不惮烦劳，全力为之根究，费时旷日所勿计也”。他办案取证时态度和善亲民，“每于下等人有所咨询，辄先安其心，使之无所顾忌，故能入彼彀中，言无不尽”，故其“名誉日著”，成为一位极具道德声誉与职业操守的神探。

　　此外，福尔摩斯的搭档华生也一改仆从形象，而是宽厚包容、默契配合、人格平等的朋友与助手。“如果说福尔摩斯代表着惊世骇俗的才能和智慧，华生就代表着惊世骇俗的理解和宽容，两样禀赋同样难得，两个妙人同样可喜。他们两个在文字的国度里风云际会，我们就看到了一段无比浪漫的不朽传奇。”这种颇具现代意味的独特人物关系在给予读者全新体验的同时，亦将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导入当时读者的观念中。本土侦探小说家程小青曾力赞道：“柯南·道尔的笔调是非常缜密而优美的。他写那福尔摩斯的爱科学，重理智，具毅力，富想象和精于心理分析的机敏活跃的天才，和那位忠厚诚笃而带些书呆性的约翰·华生，的确可说得上前无古人。”其后，程小青亦创作出类似的人物形象组合——霍桑与包朗。

　　综言之，近代侦探小说诸种新质的导入，洞开了国人之科学视野，亦为本土侦探小说创作提供了参照资源。程小青、孙了红等近代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家创作的《霍桑探案》《东方亚森罗苹奇案》等作品，弥补了中国小说种类的阙如。可以说，近代侦探小说不仅呈现出较高的科学价值，亦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将侦探小说置于世界文学谱系中重新审视梳理，足见其对中国近现代小说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陈栩著述整理与研究”（19BZW15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