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长于乡村书写的作家，他在文学创作的民间性以及对乡村文学的题材开拓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周立波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剖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周立波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为我们审视周立波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确立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性原则是“为人民”，“为人民服务”是文艺批评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这和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开头就论述的文艺要为工农兵、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这一根本方向是一致的。文艺批评的方向主要是看作品究竟为谁服务，究竟对谁有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倡的文艺是革命的文艺，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文艺，也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才能找到文艺工作的正确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人民群众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原料的矿床，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文艺工作者首先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要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联系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投入群众活动中，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亲身观察、体验、分析、总结，将自己作为群众的代言人，展现群众的面貌和心理，赞扬、歌颂群众的劳动和斗争，以此去提高人民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性为本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艺工作者、文学创作、文艺批评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此带动了革命文艺的发展。将文艺工作视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遵循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成为周立波后来文学创作的主要思想源泉。

　　真正融入工农兵大众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阐述了文武“两支军队”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文艺要融入革命的伟大事业，必须打破文人内心深处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彻底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改造为“工农兵”意识。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邀请鲁艺的同志谈话，周立波也在其中。与毛泽东的谈话，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周立波夫人林蓝曾说：“周立波首先是一名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位文艺家。”周扬也在一篇文章中评论周立波“首先是一个忠烈的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周立波正是以革命者和文艺家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周立波就开始主动融入农村，尝试真正接触农民。1941 年春，鲁艺文学院的学员下乡实践，周立波也主动下乡，并创作了描写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牛》，这是他农村题材创作的初步尝试。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周立波曾担任鲁艺文学部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在这段时间，周立波写了《思想、生活和形式》《后悔与前瞻》《谈思想感情的变化》《秧歌的艺术性》等文章，对自己的思想展开了自我批评。在《后悔与前瞻》中，周立波认为要写出真正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好文章，应当“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在《谈思想感情的变化》中，周立波写道：“在鲁艺教课期间，我也曾经到过延安的乡下，但没有和农民打成一片，对农民的语言、生活和劳动，不懂和不熟，像客人似的呆了五十天，就匆匆地回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在这段时间，周立波对自己以前的文艺观进行了反思，并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强化文艺的“工农兵”方向。1944 年2 月，周立波担任《解放日报》主编，主要负责文艺副刊。为了更好地与工农兵结合，周立波主动报名参加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随军南征。周立波相信，只有真正融入工农兵大众，才能彻底改造自己，才能真正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最终目的。周立波后来到东北参加土地改革，也正是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创作情结的反映。

　　凸显文艺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周立波自觉用革命理念展开文学叙事，极力凸显文艺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暴风骤雨》也正是周立波主动到农村去，亲身参与土改运动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后而产生的“乡村”叙事创作。

　　1946 年冬，东北地区开展土改运动，周立波参与其中，真正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土改的亲身经历，使周立波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了更深刻认识。1947 年5 月，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在创作《暴风骤雨》前夕，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土改的文件“五四指示”，以此来指导东北农村的土改工作。当时周立波被派到东北农村担任黑龙江省珠河县元宝区区委会委员。周立波到东北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民间调研或乡村文学写作，而是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突出党的领导作用，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土地改革。可以说，《暴风骤雨》是周立波自觉于革命文学与政治话语的一种努力。

　　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塑造了土改运动中的农民群像，如为了农民利益前后奔波的新农民形象赵玉林，受旧思想影响立场不坚定但在党的教育下逐渐觉醒的老贫农形象老孙头。此外，《暴风骤雨》使用了大量东北农村的方言，如“针尖对麦芒”“抱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土帮土成墙，穷帮穷成王”等，在语言风格上有着鲜明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特点。作为反映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创作源泉和语言风格均来自农村的第一手材料，可以说从思想内容上和人物塑造上真正实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实践文艺“为人民”服务而形成的一个文本，是通过“乡村”叙事实现文艺大众化的一次成功演练和实践。这种“乡村”叙事模式即便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仍然保留于周立波身上，甚至成为周立波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自觉性话语叙述模式。1955 年，周立波回到湖南老家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山乡巨变》运用益阳方言，创作了中间人形象“亭面糊”（盛佑亭），以及邓秀梅、盛淑君为代表的农村新女性形象。不论是早期的《暴风骤雨》，还是后期的《山乡巨变》，周立波在创作风格上有着内在一致性，即“乡村”叙事模式。

　　周立波是乡土叙事和农村题材书写的重要作家，他在努力反映农村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更加注重现实人物的刻画和地域风情的描绘。周立波的文学实践，表明了当时延安文艺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引导下所普遍产生的思想认同。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直都深藏于周立波心间，成为引导他创作的重要纲领。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