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二百年间，国内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们提出过许多全局性的“中国问题”。但国外的汉学家们时常无法避免文化和信仰差异造成的以西格中、郢书燕说现象。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容易受自身文化体验和智识经验牵引，提出诸如中国“缺少什么”以及“何以中国未发生类似现象”这样的问题。这类问题背后往往体现着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的二元对立思维，即以代表现代工业型社会的欧美经验来考量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东方社会。典型且影响巨大的如“韦伯之问”。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反复提出，为何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能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在国际范围内看中国研究的许多重要命题，都能感受到韦伯思路的影响。例如伊懋可提出，中国何以在达到“中古经济革命”之后，未能实现欧洲式的科学变化与组织变化？“孔飞力之问”则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李约瑟之问”，即“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或曰“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不过，与韦伯一样，“李约瑟之问”最早产生于他对自身社会的关切，即“为什么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的现代科学只能在西方发展起来”。

　　如果将“李约瑟之问”作为中国知识史的研究对象予以观察，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语境，并以更宽容的知识立场来看待它们。

　　首先，“李约瑟之问”并不因其提出者是英国人而构成一种异文化的偏见。李约瑟本人也曾大声疾呼：“是现代的普遍科学！不是西方科学！”他关于中国科学发展滞后的思考成形于20世纪40年代初首度来华前后。其实，在他之前，包括梁启超、任鸿隽、冯友兰等就纷纷对中国科学何以不发达进行过讨论，希望为国家通往富强之路廓清障碍。中国学的重大命题应该具有由地方性知识通往全球性知识的内涵。

　　其次，“李约瑟之问”常常被人忽视的另一半内容是，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在《世界科学的演变——欧洲与中国的作用》一文中，李约瑟还提出，从先进与后进之间的交流过程中可以析出“超越”与“融合”两类现象：在16世纪以前，主要是东方超越西方并滋养西方科学，其后则是西方超越东方，科学的知识逐渐与东方社会形式结合，促成新的融合。李约瑟的思路启示我们，将中国学命题置于比较文明、全球史的框架来研究，则可以匡正单向研究视角下以西格中的思维局限。

　　以世界的视角观察中国，和以中国的视角观察世界，不仅对研究思路甚至对提出问题的角度都有影响。加州学派的代表学者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提倡“互为主体”的比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评价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则用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这些来自西方学界的声音代表着近年来海外中国学领域新的研究趋势，即藉由中国思考世界，但又绝不是以特殊性取代普遍性。

　　最后，“李约瑟之问”及其他中国学命题，隐含着世界对中国的期待。身处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往往对这种期待感受深切。在中国的发展尚不足以满足这些期待时，他们便会产生源于责任感的焦虑。典型的例子来自印度华裔中国学家谭中提出的“海外研究中国问题何以不看中国书”。更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美国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为什么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上，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作一般性贡献的潜力完全不能发挥？”“谭中之问”与“张光直之问”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问题本身的深刻与尖锐，更在于问题背后将民族主义情感和人类文明发展统一起来的价值取向。上述问题及其反映出的价值内涵也值得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学予以再研究时反复思量。

　　（本文系教育部2020年度中外人文交流专项研究课题“中外人文交流中的中国文化核心理念对外传播策略研究”（JWRW20-FB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