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在20世纪曾一度受到鞭挞，有对二程“天理”的批判，有对尊奉朱熹“四书”者的鄙视。那么，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程朱理学？在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之时，重新探讨程朱理学及其文化价值，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从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

　　在中国学术史上，宋代的一大特点是学派繁多林立。与此同时，另一特点便是以地域命名不同学派，诸如濂学、洛学、关学、闽学、浙学、湖湘学等，地域性往往成为某一学派的突出标志。尽管学派林立，但主线逻辑和占据主导的无疑是程朱理学，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而程朱理学的形成和体系化，显然是经过北宋和南宋两大阶段、跨南北地域的发展才逐渐完备的。

　　众所周知，“理学”之名是从程颢、程颐兄弟创建的学说而来的，因其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故名“理学”。而二程的理学同时又被称作“洛学”，这便带上了明显的地理学和地域色彩。

　　所谓“洛”，即今河南洛阳之地。中国南北方之分一般以长江与黄河间的秦岭淮河为界，而河南恰处于淮河以北，又因位于中国中东部，称“天下中原”。二程的祖籍即在洛阳，两人活动、从政以及创建书院也都主要在北方，后皆卸任辞官回到洛阳静心讲学著述，故世人便将其学派称作“洛学”。首先从程颢的地域活动轨迹来看，程颢（1032—1085）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上元县（今南京一带）主簿、晋城令（今山西晋城市），因有治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其间归乡侍奉父亲，主要时间都在北方。程颐（1033—1107）历任汝州团练推官、国子监教授和崇政殿说书等职，王安石当政时不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曾一度被贬到四川涪州，但晚年归乡隐居龙门著述终老。也就是说，二人主要的学术活动与讲学都是在故里进行的，其中最著名的为嵩阳书院和伊皋书院。《宋史》本传说：程颢在政治上受到压抑后，“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程颐自述，他的著书时间主要在60岁以后，《二程集》中有曰：“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复绎，六十以后著书。”学界一般认为，程颐的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皋书院关系密切，史料亦证明《周易程氏传》的撰写和传授大部分时间在伊皋书院进行。正是在这样的授学著述过程中，“洛学”形成规模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二程理学的创立和贡献，历代研究浩如烟海，在此不作赘述。仅以开创新儒学而言，对于儒家道德教育，二程不仅将其提到“天理”的高度，进而总结出一套道德教育规律，提出“存诚”“居敬”“集义”等思想，并在教材上始开“四书”与“五经”并列之先河，创造了一个从孔子到曾子，再到子思至孟子的义理道学体系。

　　理学之所以在北方先行兴起并名声大振，无疑与宋代政治文化中心所在地相关。而随着北宋灭亡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南方遂成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南方的理学是谁带过去的呢？这便是程门弟子杨时、谢良佐、周行己、许景衡等人。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一书中说：“二程的门生将‘洛学’带回自己的家乡，传入陕西、四川、荆湖、福建、两浙、江南等地，在各地生根开花，形成南宋时期主要的各个学派。”其中无疑数朱熹闽学的成就最高，以至与二程珠联璧合地完成了理学的系统建构。对于朱熹与二程的渊源关系，清代学者王梓材《宋元学案补遗》中说得很清楚：“自龟山而豫章为一传，自豫章而延平为再传，自延平而朱子为三传”，此“谓文靖四传而得朱子，盖统四先生言之”。也就是说，二程之学是由程门弟子杨时经一传弟子罗从彦，再传弟子李侗三传至朱熹的，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最终经过朱熹集大成而形成“闽学”，并成为二程理学发展的主线，被统称为“程朱理学”。可见，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仅经过南北两宋和由北南传的历程，而且得之于同一师门渊源相传与完善。因为有朱熹的理论贡献，尤其是他编撰了《四书集注》《论孟精义》《太极图传通书》《程氏遗书》等，将理学系统化、体系化，才有两宋理学的贯通和完整体系，这也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书院文化的播撒及其教育价值

　　理学与书院的关系极为密切。程朱办学讲学，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书院的创办，由此播下绵延千年的书院文化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据《中国历代书院志》载：“书院始于唐而盛于宋。”从时代先后和地理学视域看，与二程相关的书院较早出现在北宋和北方，即如嘉祐元年（1056）“二程讲经于（开封）繁塔之左”和程颢于治平四年（1067）任晋城县令建晋城书院（又称“程颢书院”“古书院”），其后二程主要创建和讲学于洛阳周边的程氏书院、伊皋书院、大程书院、春风书院、嵩阳书院、龙门书院等。当然北宋时南方也已建有书院，如景佑年间（1034—1038）范仲淹知严州事创建了钓台书院，与朱熹相关的瀛山书院前身“双桂书堂”亦建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南宋时南方书院空前繁盛，朱熹所创办的沧州精舍（后诏赐“考亭书院”）和讲学之地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鹅湖书院等更是名声赫赫。据著名史学家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朱熹一生亲自创办书院4所，修复书院3所，读书讲学的书院47所，题诗题词的书院13所，总共67所。可以说，两宋时期，书院文化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进一步看，正是上述教育、学术、书院的一体化，开创了自宋以后一种独特的讲授传播途径，同时也将书院文化播撒到了社会各阶层和民间百姓之中，直接影响到各地乡俗民风的经义化育。例如晋城书院（位于今山西晋城市）是北宋治平年间程颢所建最早讲学之所，一般被认为是“理学之源”，也是程颢早期教育实践之地。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版《泽州府志》曾载：“宋（英宗）治平四年，明道先生来令晋城，建乡校七十二处，社学数十所。行县时亲为儿童正句读。春风蔼仁，所在向化。迄今人犹向往之。陈迹竟莫可考，唯凤台城西北乡，地名书院村有明天启间石碣，书‘古书院’三字。”据后世统计，由于程颢兴教办学所产生的影响，晋城自两宋至其后的数百年间，泽州5县就有进士及第者二三百名，金代状元李俊民、清代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尤为杰出。再如朱熹创办的考亭书院（位于今福建南平市建阳区），朱子在此讲学授徒八年，群贤毕至，包括其时已闻名的门人弟子蔡元定、黄干、叶味道、蔡沈及来自广东潮阳的郑南升、郭叔云等一大批学人，某种意义上成为南宋之学术研究和教育中心，并形成以朱子为代表的考亭学派。而这些人受朱熹的影响，在学成返回家乡后也纷纷创建书院，由此将古代书院建设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带给各地深远的历史影响。

　　应该说，程朱书院及其文化传播不仅是当代弥足珍贵的中国文化史遗存，对于今之教育亦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元初大儒郝经《宋两先生祠堂记》载：“明道先生令泽之晋城，厚风化，立学校……未几被儒服者数百人，耕夫贩妇亦知愧谣诼道文理。”明代张琾《重修程子祠》谈到其辐射力“达乎邻邑高平，渐乎晋绛，被乎太原，所谓济济洋洋有齐鲁之风焉者”。南宋黄干在《朱文公行状》中对朱子亦给予了高度评价：“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朱熹在创办和重建书院过程中，曾亲自制定学规并编撰各类教材，例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世道理都作了明确阐述，不但成为后续中国社会书院办学的模式，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建构教育制度的重要资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宋元理学视域下的郝氏家学与郝经诗文理论研究”（17BZW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