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又爆了一个冷门，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此殊荣。授奖辞说，之所以授奖给他，是“鉴于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对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的命运的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古尔纳真的是冷门作家吗？还是我们的关注点抑或考察和接受方式出了问题？
形成独立的审美判断
其实，英语文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始终势头强劲。从起初英国文学的“一枝独秀”，到美国文学崛起后的“花开两朵”，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印度、加勒比海地区及南非、肯尼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索马里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英语文学遍地开花的“众声喧哗”，再到沃莱·索因卡、纳丁·戈迪默、德里克·沃尔科特、维·苏·奈保尔、库切和爱丽丝·门罗及现在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等“非主流”作家，特别是非洲作家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国际重要奖项，已经出现了“喧宾夺主”的势头。二战以后，作为“非主流”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文学逐渐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对此我们却很少关注，学界的研究也非常不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较多跟随西方人的价值和审美判断，而具有自主意识的文学评判和审美洞见较少，批评的自觉和自信也相对缺乏。
非洲文学实际上存在相当不同的定义和表达，存在非洲本土文学、西方建构的非洲文学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了解与理解的非洲文学。中国的非洲文学也在“其他”范畴内，这是由一段时间内的失语现象造成的，也与学界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有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当下学界认定的世界文学并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更不具备文学多样性。尽管世界文学本身就是多样性的，但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世界文学”其实是缺少真正多样性的“世界文学”，因为真正的文学多样性被所谓的西方主流文化或者说是强势文化压制和遮蔽了。因此，许多非西方文化无法进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关注视野。
实现真正的文明互鉴
当下的世界文学不具备多样性。从歌德提出所谓的世界文学，到如今西方人眼中的世界文学，甚至我们学界所接受和认知的世界文学，实际上都不是世界文学的全貌，不是世界文学的本来面目，而是西方人建构出来的以西方几个大国为主、兼顾其他国家和地区某个文学侧面的所谓“世界文学”，因此也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互鉴。
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文学是人学，它以“人”为中心。文学由人所创造，人又深受时代、地理、习俗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作品囊括了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习俗和心理等多样性元素，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和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更是蔚为大观，丰富多彩。但这种多样性并不能在当下的“世界文学”中得到完整呈现。因此，重建世界文学新秩序和新版图，充分体现世界文学多样性，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很长时间里，在我国和不少其他国家，世界文学的批评模式主体上还是根据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学理建构，缺少自主意识。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文学文化立场，打破西方话语模式、批评窠臼和认识阈限，建构中国学者自己的文学观和文化观，绘制世界文化新版图，建立世界文学新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互鉴。与此同时，创造中国自己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为真正的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实现和文学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作出贡献。
在中国开展非洲文学研究具有英美文学研究无法取代的价值和意义，也有利于均衡吸纳国外优秀文化。非洲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各国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我国应尽快加强对非洲文学的研究。非洲文学虽深受英美文学影响，但在主题探究、行文风格、叙事方式和美学观念等方面却展示出异质性和差异性，呈现出与英美文学交相辉映的景象，因此具有世界文学意义。非洲文学是透视非洲国家历史文化原貌和当下及未来进程的一面镜子，研究非洲文学对深入了解非洲国家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具有深远意义。（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另外，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以中国学人的视角探讨非洲文学的肇始、发展、流变及谱系，探讨其总体文化表征与美学内涵，对反观我国当代文学文化和促进我国文学文化的发展繁荣具有特殊意义。
厘清三种文学关系
汲取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学文化的养分，对于繁荣我国文学文化、滋养中华文明大有裨益，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进行非洲文学研究，应厘清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的关系、单元文学与多元文学的关系及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关系。
首先，厘清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重心已经从以英美文学为主、德法日俄等国文学为辅的“主流”文学，一定程度上转向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特别是非洲文学等“非主流”文学。这种转向绝非偶然，而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是百年难遇的新时代的大形势使然。它标志着非主流文学文化及其相关研究的崛起，预示着在不远的将来，“非主流”文学文化或将成为主流。非洲文学当然指的是非洲作家的文学创作。非洲作家流派众多，作品丰富多彩，不能忽略这样大体量的文学存在，或只是聚焦西方人认可的少数几个作家。同中国文学一样，非洲文学在一段时间里也被看作“非主流”文学，这显然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左右。
其次，厘清单一文学与多元文学的关系。世界文学文化丰富多彩，但长期以来的欧洲中心和美国标准使我们的眼前呈现出单一的文学文化景象，使我们的研究重心、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都趋于单向和单一，使我们受制于他者的眼光，成了传声筒，患上了失语症。我们有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文学存在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这个事实。非洲文学研究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意义一样，都是为了打破单一和固化的刻板状态，重新绘制世界文学版图，全方位呈现世界文学的真实样貌。
的确，非洲文学较早进入了西方学者视野，在英美等国有着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我国的非洲文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然而势头比较强劲。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引起重视，那就是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不能像对其他外国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对英美德法等所谓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一样，从文本选材到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甚至到价值判断和审美情趣，都以西方学者为依据。这种做法严重缺少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因此也就无法在较高层面与国际学界对话，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
最后，厘清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关系。如果说英美文学是第一世界文学，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包括亚洲的日本文学是第二世界文学的话，那么包括中国文学和非洲文学乃至其他语种和地区的文学在内的文学则可视为第三世界文学。这一划分对我们正确认识文学现象、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及其背后的深层思想文化因素，制定研究目标和相应策略，保持清醒判断和理性思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目前真正呈现给我们的非洲文学，首先是西方特别是英美世界眼中的非洲文学，其次是部分非洲学者和作家呈现给我们的非洲文学，最后才是中国学者在接受和研究了西方学者和非洲学者成果之后建构出来的非洲文学，这与真正的非洲文学还相去甚远。我们在对非洲文学的认知和认同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不应是剑桥或牛津、哈佛或哥伦比亚等某个大学的相关研究的翻版，不应是转述殖民话语，不应是总结归纳西方现有成果，也不应致力于为西方学者的研究做注释、做注解。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者应展开田野调查，爬梳一手资料，深入非洲本土，接触非洲本土学者和作家，融入非洲文化腠理，植根于非洲文学文本，从而重新确立研究目标和审美标准，建构非洲文学的坐标系，揭示其世界文学文化价值，进而体现中国学者独到的眼光和发现。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应以中国文学文化为出发点，以世界文学文化为参照，进行跨文化、跨学科、跨空间和跨视域的学理思考，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
世上的事物千差万别，这是客观情形，也是自然规律。世界文学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故而，我们要以开放的精神、包容的心态、平视的眼光和共同体格局重新审视和观照世界文学及其文化价值。
尊重世界文学多样性
和世界上的“非主流”文学特别是非洲文学一样，中国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非主流化，处在世界文学文化的边缘地带。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没有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真正的世界文学。让中国文学文化走进并融入世界文学文化，使世界文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从而用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并处在非主流地位的中国文学去充实世界文学多样性，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东西对话和文明互鉴。
中国文化自古推崇多元一体，主张尊重和接纳不同文明，并因其海纳百川而生生不息。“君子和而不同”（《论语》），“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同”是同一、同质，是相同事物的叠加。和而不同，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样性，是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待世界文明的四条基本原则，即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科学对待文化传统。共栖共生，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和而不同，相向而行，是现在世界文学文化发展的正确理念。
英语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窄化为英美文学，非洲基本被视为文学的“不毛之地”。这显然是一种严重的误解。非洲文学有其独特的文化意蕴和美学表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学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非洲这块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约13亿人口的大陆产生的文学作品，无论如何都不应被忽视。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绝不是说诺贝尔文学奖又一次爆冷，倒可以说是瑞典学院的评委们向世界文学的多样性又迈近了一步，向真正的文明互鉴又迈近了一大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