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但事实上两者处于不同的问题域。全球范围的现代化为现代性的多样化提供了契机，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报记者就相关议题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沃尔克·H. 施密特（Volker H. Schmidt）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存刚。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性和现代化实际上处在两个不同的问题域，容易混淆，请问学界是如何区分这两个概念的？

　　施密特：正如社会学理论所理解的那样，现代性是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为数不多的阶段之一。现代性区别于古典社会学所说的“传统”社会或“传统”概念，通常我们把工业社会以前的社会称为传统社会，把工业社会称为现代社会。社会学的分化理论根据在特定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分化类型来定义社会进化的阶段。现在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现代阶段开始之前的主要分化模式，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标准把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层次的现象和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石器时代的延伸。在这个时代，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出可供统治阶层使用的剩余粮食，从而使其摆脱了物质生产。而在现代社会，社会分层被功能分化所取代，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模式。阶层通常以社会阶级的形式继续存在，但不再是社会分化的主导机制。功能分化是指独立的社会系统出现，它们执行不同的功能并遵循自己的运行逻辑，例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等系统。

　　现代化是现代条件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由政治或经济领域的集体行动者主动设计的，也是作为计划外的“副产品”而产生的，这种计划外的变化是由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大量干预造成的。虽然从结果来看，现代化的过程因为重视某些发展过程而表现为遵循了特定的方向，但事实上并非遵照了目的论。简言之，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加速变化的自我推进过程。

　　王存刚：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我认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具体地说，在经济领域，新生产工具、新生产技术不断产生并得到广泛运用，生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和协作不断加强，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整体上不断提升；在政治领域，专制、等级体制全面崩塌，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个人平等自由地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在法律上得到保护；在文化领域，大众文化兴起，理性、世俗、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流行；在社会生活领域，人的尊严日益受到重视，个性和能力较为有可能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挥，个体地位的变化不再依据世袭而靠能力和成就，社会流动性、开放性不断增强。

　　现代化与现代性是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在我看来，现代性是指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与核心价值。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日益呈现的多样性，人们对现代性的认知不断调整，而这种调整反过来又推动现代化向更高水平迈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代化是否具备全球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如何从这一视角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二重性？

　　施密特：是的，很显然，现代化既是一种全球现象，又是多维度的，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化的全球性可以追溯社会分化系统自带的动力属性，是不把领土边界因素考虑在内的。现代化的全球性既可以从经济视角进行分析，也可以在科学、医学、教育、宗教等领域观察到，因为这些都涉及全球系统。同时，现代化在世界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和社会形态。现代化表现为多样性的原因不是很清晰，但从目前来看，主要是与现代化发生的文化背景、环境因素、初始现代化进程的时间等相关。

　　王存刚：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自踏上现代化之路后，中国始终面临二重性问题。一方面，中国必须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大胆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成为“世界之中国”；另一方面，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又不可能全盘照抄既有的现代化模式，必须在多样化中有所坚持、有所取舍，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中国现代化是不可能成功的。

　　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化解了全球化和多样化的矛盾，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有的现代化理论框架构设有何不足之处？

　　施密特：现有的现代化理论框架面临的最大限制，可能源于社会的日益复杂化，以及社会科学的日益专业化，使其几乎不可能完整地捕捉现代化的过程及结果。

　　王存刚：这是一个大问题。简言之，既有的现代化理论具有较为浓重的西方色彩，贯穿其中的是“西式现代化”逻辑。这当然与西方国家最先开启现代化进程有关。但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绝不是普适性的。一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和实践路径的照搬照抄已经产生了不良后果。对于既有现代化理论和模式的批评与修正，这些年来在国内外学界一直存在，也是值得肯定的。

　　从历史上看，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受历史文化、资源禀赋以及全球形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也是同中有异。比如，英国和美国的现代化由民主化和工业化同时推动；法国的现代化是先有民主化后有工业化；德国的现代化则是先有工业化后有民主化。因此，关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的观点，是很不正确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有何特色？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有什么启示？

　　施密特：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西方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中汲取了灵感，更关键的是走出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这一道路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无疑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当然，现代化道路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探索前进。

　　王存刚：当代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现代化新路。这条现代化新路的鲜明特色是，在经济领域确立共同富裕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政治领域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积极发挥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在生态领域确立“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本理念，积极推进绿色发展，高度重视生态系统保护。在对外关系领域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着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破解了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难题，消除了早发现代化国家常见的激烈党争和严重政治极化现象，跳出了发展经济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的怪圈，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逻辑。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实践的启示是，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每个国家都应当从实际出发，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各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的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