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开幕，大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主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精神，回望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聚焦新时代新使命，展示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河南省副省长陈星、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崔建民、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出席并讲话。

　　开幕式上发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和考古遗址保护展示优秀项目，进行了《中国出土彩陶全集》《中国考古学百年史》《三门峡庙底沟》新书展示。大会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三门峡市人民政府主办。

　　仰韶百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仰韶村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1921年10月，这个黄河岸边的小村落，迎来了一批中外学者。他们用手铲挖出了一支距今7000年前后的彩陶文化，彩陶一出天下惊，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元年。以仰韶村遗址为代表的同类型遗存被命名为仰韶文化，这也是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此后的100年间，中国考古学逐渐发展成熟，取得了巨大成就。殷墟、二里头、良渚、红山、石峁、三星堆等著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原有认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空框架，在几代考古人的手铲中逐渐清晰起来。

　　历史离不开考古，一次次田野发掘与研究，使中华大地的轴线不断向历史深处延伸。“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是我国第一次科学意义上的考古发掘，第一次认识到以彩陶为代表的史前文化的面貌。”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说。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看来，仰韶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中研究时间最长、学术成果最丰富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而仰韶文化遗存中最为引人入胜的当属图样神秘、线条恣意的彩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认为，以彩陶为文化元素和符号，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次文化艺术浪潮，影响范围广泛，被称为“文化上最早的中国”。

　　中国考古走过百年历程，最大的成就是揭开了中国早期历史的面纱，拉开了探索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的大幕。刘海旺说，河南一系列的考古大发现实证了河南地区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在长达30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我国古代文明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

　　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的起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时期考古的两大学术研究课题。”王巍说。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起源与演化、文明化进程、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古代都城与城市及聚落发展、古代墓葬制度及其演变、古代工程技术与手工业技术发展等课题，现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文明基因

　　文明起源是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几代考古人为此作出了艰难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提出，古史传说中的诸集团和首领人物的分布地域、存在年代和主要事迹，大致对应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诸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及内涵特征。古史传说中的炎黄以后基本以华夏为核心，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以后，黄河中游地区几次成为早期中国的中心。不管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仰韶文化“基因”都长期传承，炎黄作为人文共祖的思想深入人心，成为持久的民族记忆。

　　相对独立的地理格局和广大坚实的二元农业体系，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农为本”的基础理念，锤炼出了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仰韶文化孕育出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即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祖先崇拜、以人为本，追求秩序、稳定执中，有容乃大、和谐共存，勤劳坚毅、自强不息，以农为本、稳定内敛。

　　夏商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初期阶段，尽管学界对夏王朝及夏文化尚存争议，但考古学证据显示，夏王朝是客观存在的。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徐昭峰认为，夏王朝的国家政体可称之为共主制下的族邦联盟，商王朝的政体可称之为共主制下的邦国联盟。萌芽于夏、盛行于商的是册封制而非分封制。夏商时期存在着内外服制，内服、外服是以王畿来划分的，畿内即内服，畿外即外服。夏商时期的政治制度是独特的贵族“共政”政治。不管是考古资料还是甲骨文资料，均可证明夏商时期不存在普遍的奴隶制。

　　长期以来，三星堆文化的命名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成都平原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据目前只有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器，此前的零星铜器很可能是由外地传入，并未对成都平原的文化和社会构成影响。众所周知，社会复杂化阶段的考古学文化一般变化剧烈，绝大多数区域的考古作业对此都是做了拆分的，这可以作为思考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过渡期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的镜鉴。像玉器风格、陶器演变序列、聚落形态的差异，尤其是从新石器时代跨入青铜时代的社会巨变，都可作为重新界定三星堆青铜文明的重要参照系。

　　科技创新

　　人群的迁徙与文化的交流自古就不断发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即存在古人群及其文化自西向东的迁徙和扩散，也带来了相应的文化交流，但交流是多向、曲折、复杂的。这对于东亚最初人群的来源、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多样性、早期现代人群的多源性和形成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历史，由晚更新世晚期可向前推至晚更新世早中期和中更新世晚期。在现代人之前，古老型智人——丹尼索瓦人已经生活在青藏高原上，这不仅大大延伸了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历史，而且说明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能力不是现代人所独有的。如甘肃永登奖俊埠01遗址的测年和考古遗存等分析显示，一支古人类在距今12万—9万年前后，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祁连山山谷内。西藏邱桑遗址新的手脚印的发现，揭示了距今20万年前后，古人类曾在海拔4200米的高原腹地活动。由于未发现古人类化石或DNA，目前还无法确定在奖俊埠遗址和邱桑遗址活动的具体古人类种属。

　　古代中原地区的生业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密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认为，中原地区的生业特征可分为仰韶文化和龙山—二里头文化两个阶段，生业状况整体上呈持续发展的过程。距今4000年以前，新的生产力要素就已进入该地区。生业的持续发展和新的生产力要素，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要高度重视上层建筑的推动作用。在生业状况基本一致的中原地区出现过多次政治中心的转换，都是上层建筑作用的表现。

　　通过史前农作物结构与社会合作机制的对比关系研究，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陈雪香认为，以单一稻作为特点的社会更易于上层管控和提高产量，从而获得赋税等回报，农民的自由度不高，有利于形成一个偏集权或合作程度低的统治方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以粟类作物为核心的旱作体系，在产量提升方面有很大困难，长期以来主要是靠天吃饭。同时，这种作物可以适应各种生态环境，农民的种植不会过度依赖类似公共灌溉体系这种架构，自由度更高。社会上层为获得农民的支持，需要从多方层面增加与其的合作，以维持社会的凝聚力。

　　先进的科技方法在考古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交叉学科。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唐靖宇提出，中子技术作为一种迅速发展的分析方法在文物考古中逐渐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利用中子探针可以分析文物中的元素成分，甚至是同位素比例、内部结构成像、分子层次的结构等重要信息，是与其他分析方法如X射线荧光分析和成像等相互补充的重要方法，且具有完全无损、可进行大尺寸样品分析等优势。

　　巨大成就

　　在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贺信在全国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和深入讨论。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巨大成就逐渐得到世界考古学界的关注和肯定。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认为，来自中国的考古新发现让世界看到了早期中国历史的多元性，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成就得以被全世界所了解。科技考古的最新研究也加深了我们对各时期考古的认识。“中国考古学这些年的发展令人赞叹！”日本九州大学教授宫本一夫说：“从最近的三星堆遗址发掘调查可以看出，纵观世界，中国考古学已拥有最先进的发掘调查技术和水准。”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霍德提出，过去100年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真正改变了我们对全球人类故事的认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具有独特性，近年来对这一进程的解释逐渐明晰，研究成果令人兴奋。

　　回顾百年考古的基本经验，王巍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基本思路：必须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考古学研究；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以扎实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基础，最大限度地获取遗存中蕴含的信息；必须坚持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开展研究；必须坚持与其他学科相融合，共同开展考古资料的研究阐释；必须坚持考古为人民的理念，将考古学研究同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在考古资料的活化上下功夫，充分发挥考古学在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独特作用；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将古代中国放在世界的大范围来思考；必须坚持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密切交流与合作，积极吸收借鉴国际考古学界的新成果，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世界考古学的发展。

　　百年中国考古展现了中华文明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了屹立于东方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展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非凡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