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依托全线拓通的陆、海丝绸之路，世界各地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人南来北往、东行西游，最终汇聚在以大都、上都、杭州、泉州等为代表的元代城市，形成了有元一代丰富繁荣的城市文学面貌。作家多族群、内容世界性、文风多样化，共同影响着元代文学的格局，由元代以前的南强北弱、中外不通，发展为元代的南北均衡、联通中外，最终成就了元代文学的世界性大格局。
作家队伍的“多族群”
活跃在元代城市的作家族群构成多元，不仅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高丽人，还有来自东南亚、阿拉伯、欧洲等地的旅人。和前代相比，元代城市文学作家队伍呈现出明显的“多族群”特征。
除传统的汉族文人群体以外，西域作家与西方旅行家参与城市文学创作这一现象异常醒目。西域作家群体在元代文坛的崛起与蒙古三次西征带来的西域人东迁浪潮有关。这些西域人跟随蒙古人征伐天下，大部分在中原城市定居，北方的大都、南方的杭州到处是西域人的身影。“元时内附者，又往往编管江、浙、闽、广之间，而杭州尤夥，号色目种。”（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他们中不少人学习汉文化，“舍弓马而事诗书”，成为元代城市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于是雅正卿（琥）、达兼善（泰不华）、廼易之（廼贤）、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顾嗣立《元诗选》）
意大利主教普兰诺·加宾尼，传教士威廉·鲁布鲁乞、孟高维诺、鄂多立克、马黎诺里，商人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等，经由陆、海丝绸之路往返于东西方之间。在他们的笔下，留下了东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人对中国城市的记录。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1271年，马可·波罗由威尼斯出发，经地中海、黑海、中东到达巴格达，后由波斯湾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阿富汗、帕米尔高原等地到达西域，再经敦煌、玉门关等地，最终于1275年到达元上都。在中国生活17年后，马可·波罗于1292年从泉州启航，由海上丝绸之路返回威尼斯。马可·波罗这一历时数十年的东土之行，实现了13—14世纪人们游历世界的最大空间范围，《马可波罗行纪》讲述了令西方国家震惊的东方神话，向世界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
城市生活的“世界性”
作为大一统的世界性帝国，元帝国的版图上汇聚了多种文明形态，有游牧文明、西域文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等，这为元代城市书写增添了新鲜、多样的题材内容，也带来了充满异域风情的审美感受。
元上都，新兴的草原都城，以其优美的草原风光、明显的游牧文化而著称，是元人书写的重要主题。每年在上都举行的宫廷诈马宴就反映了元人生活场景的“世界性”。诈马宴，也称“质孙宴”，是元代宫廷的宴饮习俗，欢宴三日，不醉不休，场面极为热烈，除烹食牛羊外，还设宫廷乐舞、竞技表演以及赛马等活动。郑泳《诈马赋》、贡师泰《上都诈马大燕》、袁桷《装马曲》、周伯琦《诈马行》以及《马可波罗行纪》等都对诈马宴的场景有着详细记载。杨允孚《滦京杂咏》写道：“嘉鱼贡自黑龙江，西域葡萄酒更良。南土至奇夸凤髓，北陲异品是黄羊。”宴会食用的“嘉鱼”产自黑龙江，所饮之“葡萄美酒”产自西域，所饮之茶是南土至奇的“凤髓茶”，而“黄羊”则是草原上的肉中极品。诈马宴所食用的鱼、酒、茶、肉，分别来自东、西、南、北，可谓汇聚了四方的饮食精华。故时人云：“四方舟车之所会，风物繁富，古今莫加焉。北腊西酿，东腥南鲜，凡绝域异味，求无不获。九州风土所有，土人未及一见，而已飞聚于陆海矣。”（许有壬《如舟亭燕饮诗后序》）
大都更是多族群、多地域文人的汇聚之地，其交通之便捷、贸易之繁盛、城市之繁华、文化之多样，在元代城市文学中得到最集中最全面的展现，相关作品数量非常之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两篇《大都赋》。黄文仲《大都赋》对大都的建都历史、地势地形、城市格局、商业贸易、休闲娱乐等极力摹写，展示了大都的繁华富庶。“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造九州之穠芬。……繁庶之极，莫得而名也。”“若乃城闉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城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
有元一代，繁华程度堪比大都的城市当属杭州。在西方旅行家笔下，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城市。马可·波罗说，杭州是“天城”，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城中有大市十所，沿街小市无数”（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游览西湖时记述了“众语齐欢唱”的文化盛况：“随船歌手、乐师不时演唱中国歌、阿文歌或波斯歌。长官儿子很喜欢波斯歌曲。每演唱波斯歌曲，长官儿子，便命令反复演唱。我在倾听之余，就能记住全部歌词。这支歌声音幽雅动听。”（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国部分））来自异域的旅人汇集杭州，以动听的音乐打破文化、民族、地域、国别的分界，勾勒出杭州城市生活中最具世界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生动场景。这种日常生活所显示的多种文化交汇的情形，是丝路拓通背景下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元代城市迥异于其他朝代城市的特点所在。
文学格局的“南北均衡、中外联通”
从空间地理的角度观察，不难发现，以大都与上都为代表的北方城市和以杭州与泉州为代表的南方城市形成了元代文坛南北均衡、中外联通的新格局。大都与上都的双都城模式，形成了一个辐射大江南北、东西世界的核心都市圈，吸引着全世界的官员、文人、商人、传教士等前往，北方城市文学呈现繁荣之势。特别是元中期以后，随着文臣扈从制度的实行，大量文臣在大都与上都之间定期往返，催生了一大批描写大都与上都的诗文作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都—上都文学创作传播圈。揭傒斯云：“自天历、至顺以来，当天下文明之运，春秋扈从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词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咏。”（揭傒斯《跋上京纪行诗》）这些作品“美混一之治功，宣承平之盛德”（苏天爵《跋胡编修上京纪行诗后》），代表了元代城市文学的主流。
西方传教士、商人等也参与了元代城市文学的创作与传播。比如，柏朗嘉宾就记载了他在贵由汗的即位典礼上，遇见了来自斡罗斯、契丹、高丽、谷儿只以及十几个伊斯兰国家派来的四千多位使者。《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详细记载了大都、上都、杭州、泉州等元代城市的繁华。西方旅行家关于元代城市的记载，让西方人看到了东方世界的繁华与财富，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开辟具有先导之功。
总之，在借由13—14世纪陆、海丝绸之路全面拓通带来全球大联通的历史语境中，民族的大迁徙与文化的大融合推动了元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以元代城市书写为代表，元代文坛呈现出多种文化广泛交流、深度互动的新场景。伴随着西方旅行家的到来，有关元代城市的信息也随着西方人的记录传播海外。可以说，作为一个文化融通的窗口，元代城市文学超越了空间的界域，成为13—14世纪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多种文化交流互鉴的典型代表。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