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表述，是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的一个重大创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硕果的高度凝练，也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深度阐发，更是解决世界发展大难题、构建全球治理新体系、开创文明赓续新路向等重大历史迷思的中国方案。
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化基因里始终蕴含着“兼济天下”的文化禀赋与“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中国勇于承担大国的责任与使命，在对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关切中，为世界文明发展前景提供的全新选择。这一历史新路也将重新塑造各国现代化文明的发展进程，重新定义人类文明交往的思维存在，重新开启世界文明赓续的前进方向。
一是摆脱对“西方式文明”的单一路径依赖，开创了独立自主、共同繁荣的文明发展新路径。
客观来看，西方现代性文明曾一度推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各地域性文明加速跨越前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进入到资本主义文明行列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然而，资产阶级地位上升的同时，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取得了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逐步演变成“先进—落后”的发展态势，政治上逐步演化成“轴心—边缘”的国际秩序的同时，在文化上也逐步形成了“文明—野蛮”的历史分野。这种分野又被简单划分为所谓“西方式文明”与“非西方式文明”。久而久之，世界文明发展出现了极度不平衡的历史态势。拥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依托其经济、政治、军事霸权，不断在全世界推行“西方式文明”，将现代化发展道路等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将西式价值观上升为适合全人类不同民族、种族的“普世价值”，将西方式现代文明的特殊性上升为人类社会形态的普遍性，妄图将西方现代性文明永固于“山巅之城”。然而其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不过是以此将国家利益包装成文明利益以便在世界范围内挥舞“正义”的大棒，使发展中国家构建自身现代化文明的进程或自发或被动地嵌入少数发达国家的世界殖民体系中。
历史的现实却是固守西方模式的国家在社会的尖锐冲突与矛盾中苦苦寻觅文明发展的新路。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西方式文明道路的衰落与多元文明道路的并起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奠定了现实基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西方在抗疫问题上表现的差异性，凸显了中华文明的优越性。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世界其他文明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全新选择。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庞大、国土疆域辽阔、历史文化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困难之多，世所罕见。历史与实践充分证明，除了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和平发展道路，别无他路可走！任何改旗易帜的邪路、封闭僵化的老路，均不能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时代化，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成功开辟并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依靠自身改革开放的内生活力与全国各族人民的不懈奋斗，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雄辩地证明，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形态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就在于各国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基于中国道路的伟大成就，为了回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洞察世界历史大势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发展新实践，坚持多元文明共存共生的和谐理念，创造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遵循，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导向，其内蕴着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瞻性思考，有力地驳斥了“历史终结论”，更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强大的理论生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的文明发展新路径既超越了传统西方式文明的狭隘道路，又破除了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教条式理解，为世界现代性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全新内涵，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自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与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二是超越“中心依附”的惯性思维，开创了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文明交往新思维。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过去哲学信仰的清算中建立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新世界观，洞察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与发展动力，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现实动力。对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求迫使资本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建立起普遍交往，力图“以时间消灭空间”，将一切落后的、封闭的文明都抛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同时“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指认“地域交往”向“世界交往”的转变已然成为经验性的存在，并且通过科学的论证预见了全球化将在世界范围内深入展开的未来趋势。
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创制的“中心—支配”的市民社会等级性结构，以全球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等形式嵌入全球市场，并由此衍生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从属的殖民化的全球治理体系。这种“单向度的全球化”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从一国扩展到世界，使发展中国家还来不及享受西方现代性的繁荣一面，就已经在现实中承接了绝大多数由西方现代性带来的恶果。那些在政治上、形式上独立的现代国家，实际上却被金融资本以及由其衍生的不平等的交往关系所宰制。当前，全球化无疑成为人类文明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更加密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急迫性也不断被确证。然而更加深层次结构性系统性的交往矛盾也在世界历史图景中延展，如何处理各国交往问题是当下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因此，要在国际社会交往中建立起独立自主、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秩序，首先必须保障主权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基本权利。“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无论强弱、大小、贫富，各国在涉及全球性问题上应当拥有平等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同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其次，必须彻底扭转“中心依附”的国际交往潜规则，不依靠政治军事实力恃强凌弱，反对分裂对抗，加强国际共识，以沟通协商促进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融合包容。
文明因交流而丰富，因互鉴而多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在尊重承认各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文化形态等方面多样性的前提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引领人类以和平思维取代冷战思维、以正义交往取代单边主义、以共赢导向取代零和博弈，推动世界形成共生共荣、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大格局。作为超越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新型国际交往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打破了“文明冲突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更为各国人民平等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是超越“资本逻辑”的价值取向，开创了以人为本、天下大同的文明赓续新路向。
资本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使理性的赞歌取代了自然的崇拜，使生产关系完成了历史的变轨，使割裂的地域性交往发展出世界性的历史，从而为全球性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物质资源、精神价值都可以成为满足增殖的手段、工具以及商品，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生产、交换与消费，因而利益的多寡自然成为西方现代性文明中的最高道德，资本无疑成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原则。隐藏在资本内部的权力法则，使物对人的支配，人对人的奴役，人对环境的驯化，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区域对世界的统治日趋严峻也更加隐蔽，而西方现代性危机的频繁暴露也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现代性已经愈发逼近其历史的极限。马克思曾尖锐地讽刺道：“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与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剧作者，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人类文明形态的创造最终也应当落在人本身。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原则，凝心聚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支撑中国持续保持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面持续进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与时俱进地为中国这艘巨轮锚定了新的前进方向与目标。他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纵观西方世界各国，各种利益集团垄断着众多公共资源和话语权，导致这种以资本利益为核心的脆弱治理体系根本不具备解决公共领域“利己”与“利他”这对矛盾的基本条件，甚至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也日益走向反面。曾经促进生产力进步的资本，在历经一次次经济危机的挫败之后，再也无力承担推进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动力，已经沦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桎梏。出于对人类文明前景的深度关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决全球文明未来发展问题开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济世良方，充分展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与使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一经出场，就要求超越资本逻辑的局限，将回归人本逻辑作为一切文明活动的根本前提，要求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将重塑现代性以构建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作为根本价值取向。
对“人本逻辑”的回归不仅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个人”的关切与构建“真正共同体”的主张，也发端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更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实际。“人本逻辑”将全体人民群众的价值置于资本利益之上，用“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重塑或替换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发展观，超越只顾短期、局部利益的世界发展观，将实现人对美好生活的客观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文明发展的最高目标。显而易见，“人本逻辑”的理性复归与高扬是最高的人道主义，也终将成为指引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指南针”。
总而言之，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程度前所未有，国际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历史正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世界各国唯有齐心协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望超越资本逻辑的狭隘性，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20@ZD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