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0年初到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遭到国民党进一步的封锁包围。因去前方困难，许多作家便在边区驻留。此时，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正在进行中。这场运动于1938年兴起，一直持续到1945年。它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初期正处在大生产运动第一阶段（1938—1940）和第二阶段（1941—1942）之交。对于这场极其重要的大生产运动，边区作家进行了及时的书写；他们对“大生产”的书写，突出表现了这一时期边区文学的现实性品格。

　　生动描绘“大生产”场景

　　对于“大生产”的重要意义，边区作家有着深刻的认知，并且在创作中作出了明确的表达。在他们看来，人们“努力加油多开荒”，是为了“要比去年多收粮”（金戈词、李鹰航曲：《生产歌》，作于1940年3月）；“我们开垦在大风沙中”，为的是“艰苦地建筑自己的粮仓”（张沛：《我们开垦在大风沙中》，作于1940年春）。而“多收成”“吃饱肚子”，则为持久抗战、“打胜仗”提供了支撑（麦新词曲：《春耕小曲》，作于1941年）。正是因为“大生产”对抗战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边区作家对“大生产”涵盖的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作出了相当全面的反映。如井岩盾的《伐木歌》（发表于1941年8月）写伐木，孙剑冰的《担柴》（发表于1940年11月）写担柴，逢美的《秋天的道路》（发表于1941年5月）写纺线，启明的《劳山一日》（发表于1942年1月）写割芦草等。因为“大生产”最重要的内容是开荒，所以，有关“开荒”情景的书写就成了“大生产”书写中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方面。

　　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描写开荒的作品，如周文的散文《生产日记》（作于1940年3月）、曹葆华的诗歌《西北一天》（发表于1940年4月）等。在对开荒具体场景的描写中，这些作品大多能将景与情有机统一起来，从而营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在这方面，骆方的《开荒素描》（发表于1940年2月）和俞波的《垦荒》（发表于1941年8月）较有代表性。前者是一首叙事长诗。在描写“‘开荒六十万亩’这一壮大的行动”时，它“不嫌琐屑地述说了在‘生产运动’这一号召下的各个场面”（艾青：《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例如，在第五部分“自觉的纪律”中，作者对“开荒”情景作出了这样的描写：在圆圆的满是枯干蒿子的山头上，“我们”斗志昂扬，排成“一字横排的散兵线……/几十把锄头在黄土飞扬中跳动”；最后，“我们”超额百分之二十完成了开荒任务。诗人将“我们要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乐观精神灌注到具体场景的描绘中，从而使繁重的劳动焕发出浓郁的诗意。与前者相比，在对开荒情景的描绘中，后者具有更强的抒情意味。虽然太阳灼热，“我们”（垦荒者）的脸“被太阳灼痛得像土地”，但是，“我们”却感到了劳动的欢愉，甚至前额不时流淌出的汗水都是“愉快”的。其原因即在于“我们”“渗杂着自己的血汗耕种到土地里去的/是无比灿烂的愿望”。

　　充分呈现“大生产”成效

　　边区作家对每一个生产领域的成绩都进行了反映。例如，作为一名来自延安机器厂的工人作者，刘亚洛在报告《一支工人分队的出发》（发表于1940年2月）中忠实记录了该厂工人在大生产运动中取得的成绩。为了迎接产业总工会的成立，工人们发扬“集体的突击精神”，展开了两个月的“革命竞赛”，最终把“动力修好，大炮修好”。又如黑丁的《炭窑》（发表于1942年4月）以延安文抗成员深入安塞山区伐木烧炭为素材写成。小说结尾处这样描写彭云华等烧炭者辛勤劳动的成果：在山沟底下宽敞的土坪上，人们在扒动着、整理着发亮的黑黑的木炭堆；在“一包一包的木炭堆起来”等着运输时，人们又继续“向丰富的炭窑，去扒取那更多更多的黑色的木炭”。

　　边区作家对“大生产”成绩的反映是全面的，重点也是突出的。这一重点就是对农业大丰收的表现。1940年11月，《大众文艺》第2卷第2期刊出了由10篇散文、诗歌组成的“秋收特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边区的秋收。同期《编排之后》中说：“延安——边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秋收之在这里也是很富有诗意的。”边区作家在描写秋收时确实有意凸显了这种诗意。他们看到“在收获的秋天，/满山满谷的金黄的颗粒/在茫茫的山峦上摇荡”（逢美：《延安》，作于1940年4月）；而秋收之后，在早晨太阳照耀下本应显得相当静美的“那收割的田野，/那草坡，/那河岸”，也由于诗人主体情感的投射，变成“都像是着了火了，着了火了……”（郭小川：《晨歌》，发表于1941年11月）。在边区作家笔下，秋收是富有诗意的；而它之所以富有诗意，在他们看来，又恰恰是它具有丰衣足食的实用性。正因为如此，不少作家在创作中对收获的农作物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铺叙和描写。贾芝在《我们笑了》（发表于1940年4月）中借生产委员会主任之口写道：除了小米之外，“我们”收获的“还有西葫芦，/黄瓜，茄子，/还有豆角，辣椒，莴苣，/还有夏白菜，秋白菜，/水萝葡，菠菜，洋芋，/偌大偌大的南瓜”；当贺敬之在“收获的季节”走在早晨的大路上时，听到的也是“这西红柿的歌，/这小米的歌，/这玉蜀黍和高粱的歌”（《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发表于1941年11月）。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快乐喜悦之情，也生动、具象地呈现了“大生产”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的突出成效。

　　深入反映边区现实生活

　　20世纪40年代初期，边区文学对“大生产”进行了及时的书写。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要求文学正视现实、反映现实，要求通过“揭露抗战中的许多现实的真理”作用于现实（《努力开展文艺运动》，《解放日报》1941年8月3日）。对于这些要求，驻留在边区的作家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如丁玲就强调文学“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作家与大众》，发表于1940年5月），陈荒煤也提出创作要“与生活结合”，以达到“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现实”之目的（《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发表于1940年6月）。他们明确表达出立足现实、紧紧拥抱现实并成为现实表现者的精神诉求。正是在外因和内因的共同作用下，“大生产”作为边区“现实”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成为边区作家表现的重要对象。

　　20世纪40年代初期边区文学中的“大生产”书写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但真实再现了“大生产”的场景和成效，更以其正面的宣传、动员和激励有力助推了大生产运动，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这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执着于现实、服务于现实的“现实性”精神品格，它由此也成为这一时期边区文学乃至整个解放区文学反映现实的一个生动缩影。与边区文学“大生产”书写同期，边区文坛出现过“脱离工作脱离实际”的倾向。对于这一倾向，同期的边区文学事实上也以鲜明的现实性品格，通过积极反映边区现实作出过纠正。在对现实的反映中，边区文学除从政治层面描写边区的民主政治与民主改革、讴歌在边区火热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边区“大生产”的书写。“大生产”书写对营造边区文坛的健康生态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1942年5月以后，解放区后期文学对前期文学（包括20世纪40年代初期文学）的资源作出了甄别和选择，纠正了局部性的“脱离现实（实际）”的问题，而对占主流地位的、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大生产”书写中得到突出呈现的现实性品格则予以继承与光大。例如，1943年3月，中央文委确定的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总方针就是“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因此，在反映现实、追求现实性品格方面，解放区前后期文学也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解放区前后期文学的关联性研究”（18AZW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