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教授金·斯特瑞尼（Kim Sterelny）近期在数字杂志《万古》发表文章《平等是怎样溜走的》，分析了不平等是如何在原始社会和农耕社会中萌芽和发展的。

　　原始社会孕育不平等萌芽

　　在原始社会中，狩猎采集者或觅食者基本以数十人为生活单元，并处于经常移动的状态，与其他亲友单元一起生活在一个包含数百人至数千人的社会中。不同地理环境中的觅食者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他们的社会生活在一些关键方面非常相似。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著作《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提出，就物质生活和安全性而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称得上“富足”。这一描述或许有些夸张，但反映了狩猎采集者能够满足生存需求的实际。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觅食者所作的分享承诺，因此，觅食者社群具有较高的平等程度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他们积极地寻求平等。

　　阶级不是凭空出现的，存在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原始社会中两个进程性事件为不平等关系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第一个事件是氏族结构的产生。氏族具有集体身份认同性，建立在一定的宗谱关系之上，并通过严格的入会仪式和热烈的集体活动得到加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德·凯斯·凯利（Raymond Case Kelly）在著作《没有战争的社会与战争的起源》中谈到，氏族对个体的社会身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个体主要通过氏族身份认识自己并被他人认识，他们主要在自己的氏族内部获得社会支持。当农耕和粮食储存活动出现后，刚刚兴起的统治群体使用氏族成员身份来调动社会和物质支持。

　　第二个事件是出现了以对信息的控制为基础的准统治群体，以声望和尊重为关键因素的等级制度随之产生。这种制度最初基于狩猎者的生存技能。这些技能包括在狩猎中确定方位、追踪猎物、识别植物特征和动物行为等专门技术和动手能力。美国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教授约瑟夫·亨利奇（Joseph Henrich）认为，在狩猎采集者社会中，优秀猎人分享知识的目的是得到他人的尊敬。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社会人类学教授杰罗姆·刘易斯（Jerome Lewis）表示，原始社会的信息经济既包括故事、音乐，也包括仪式和社会规范。如果仪式叙事被用作对重要的空间和定位信息进行编码的媒介，仪式信息和生计信息可能结合在一起。专门知识与尊敬之间的交换最初可能有利于双方，但规范、仪式的社会传播很容易对某个群体有利，而对其他群体不利。

　　农耕社会不平等显著发展

　　随着觅食者社会转型为农耕社会，阶级进一步具备发展条件。

　　首先，对于觅食者而言，分享行为更为可靠且有益。狩猎采集是不确定性非常强的活动，既需要运气也需要技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运气不佳、需要他人接济的时候，但分享具有确定性，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行为。而且，觅食者社群的亲密性意味着收获难以隐藏，拒绝分享的社会成本很高。相反，农耕社会中，人们更愿以储存粮食作为风险管控手段，因为农耕活动的不确定性远小于狩猎活动。

　　其次，粮食耕种费力费时，需要长期不断地翻整土地、灌溉、除虫除杂草，因此短期回报低。如果没有产权保障，投入如此多的劳动并不值得。同理，如果因没有产权而不能继承，子女留在父母的土地上劳作也不值得。由此，粮食耕种和储存催生了独立的家庭经济。进入农耕时代，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一旦形成，就倾向于自我加强。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原始氏族采取集体协作的生产方式，不太可能产生剥削。进入农耕社会，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剥削阶级开始榨取剩余劳动和产品。

　　社会规模也是不平等的影响因素之一。与觅食者相比，农耕者的社会范围更大、亲密度更低，更难形成限制精英群体野心的集体共识。而且，其他阶层的利益不完全一致，一些社会中层成员通过支持精英来换取回报。他们可能希望精英的野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平等化不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同时，社群内部冲突会增大遭到外部干预的风险，无益于他们自身。

　　此外，农耕模式使社群之间发生暴力的可能性上升。觅食者社会是否频繁爆发社群间暴力，目前没有足够的考古证据。在斯特瑞尼看来，觅食者物质财富很少、拥有武器、善于追踪和判断地形等特征意味着难以对他们发起突然袭击，相邻的社群也未必十分了解对方的领土，把其他社群当作攻击目标不划算。相反，农耕社会中人们可以累积财富，增大社会影响力。一个社群可能觊觎另一个社群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而他们自己也可能被其他社群当作目标。因此，各个社群互为诱惑和威胁。这种长期存在的威胁使新兴精英有机会发挥磋商和协调能力，代表自己的社群与其他社群开展和平谈判、建立联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创造的价值除满足自身及家庭需要外，尚有少量剩余，剩余价值随之产生。统治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加剧了不平等。

　　斯特瑞尼表示，剥削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不平等源于具有如下特征的原始社会：建立了氏族结构，仪式和社会规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社群间暴力是一种能够管理的中等程度风险。但是，广泛分享和共识性决策并不违背“人类本性”，平等、合作的人类社会完全有可能实现——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不过，平等、合作的社会具有不稳定性，需要积极对其加以保护。当社会规模扩大、经济复杂性上升时，如果社会技术的发展没有跟上，就会加剧不平等。因此，我们要积极利用和重新配置当前拥有的社会技术，以缓解财富和权力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