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总集不仅反映出各时期人们对前代文学的接受情况，也体现出编纂者自身的文学及文体学观念。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指出：“从势力影响上来讲，总集的势力，又远在诗文评专书之上。”通过考察史书进入总集的情况，来探讨史书的文学接受及其经典化历程，应是研究史书文学价值的重要路径。

　　扩展经典范围 选录史书文章

　　从总集编纂的实践来看，《文选》对于“事美一时、语流千载”及“概见坟籍、旁出子史”的游说谏诤之辞，因其“事异篇章”而不予收录；对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及“褒贬是非、纪别异同”的史书内容也不加采纳。但因“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文选》从《汉书》《晋纪》《后汉书》《宋书》中节录十几篇赞、论、序、述入“史论”“史述赞”类。《文选》对史书进行截录，基本上忽略史书写人叙事的特质，而将选编者认为富有辞采的文字划归为“篇什”，这是符合当时的文学审美观念的。后世的大型总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虽存录搜辑了大量文类，但对于史书内容皆不作收录。

　　宋代一部分总集将文学经典的范围扩展到子、史两部，《会稽掇英总集》《妙绝古今》《文章正宗》《文选补遗》等总集选录《左传》《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中的内容入集。其中，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创新分类体例，分“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门，收录了大量的史书内容，影响最大。《四库全书总目》称：“总集之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例。”明清以降，随着总集编纂之风的繁盛，在辨体意识和古文评点的双重场域中，总集收录史书中的内容已成为总集选文的常态。明代总集如《文章正论》《文体明辨》《文章辨体》《六艺流别》《文章指南》，清代总集如《古文小品咀华》《古文析义》《文章鼻祖》《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均选录大量的史书文章。明代总集选录史书，侧重于辨体及对古文写法进行赏析。清代总集在前代基础上，在史书内容能否入集、如何入集，史书内容进入总集后的次序，及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的关系等方面，均有进一步的思索。至近现代，各类文章选本和文学教材继续保留史书内容，并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经典篇目。

　　尊崇史学品格 研究亟待深入

　　从历代总集的选取范围看，对史部文献的选录主要集中于先唐的几部史书。刘知己《史通·六家》篇称“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并确立《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为史籍源流。就笔者所统计的入选数量和入选频次而言，总集对《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的收录尤为突出，对其文学价值的讨论也最为集中。援引史书内容入集是文学动态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它来自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对史学品格的尊崇，又参与并构成了各个阶段中国文学的面貌。但当前学术界对史书入总集的研究仍存在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研究对象而言，当下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左传》《史记》两部史书上。从历代总集收录史书内容的实际情况看，《国语》《战国策》《汉书》也有极高的入选频率，但这三部史书尚少人关注。

　　第二，当下的研究成果往往高屋建瓴，多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但对具体材料的分析统计不足。如对进入总集的史书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分析及具体篇目的经典化等方面，还有探究的空间；对史书内容进入总集，其取舍过程中体现的编纂者的文学观念，乃至与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潮、文学团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仍有不足。

　　第三，通过研究史书内容进入总集的情况，进而探讨文学史上诸如“文以载道”、文学的功能与使命等命题，是研究史书进入总集的意义之一。这方面的研究也需进一步深入。

　　梳理发生演变 把握时代衔接

　　对史书文本进入文章总集的情况进行研究，最基本的立足点是，要尽量多地占有文献，考察各部史书在历代总集中的收录情况，并整理出各自的选目选篇情况。接下来，充分利用总集副文本，挖掘序跋、凡例、序题、评注等批评信息，探讨史书入集的契机及史书入集背后所呈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观念。此外，就文体学层面而言，在研究过程中需具体分析总集是如何节选、如何命名、如何对所选文本进行归类的，由此判断出选编者的文体学观念。具体而言，史书入集的研究路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追溯史书入集现象的发生，将《文选》作为史书内容入集的最早发生节点，并分析《文选》中“史述赞”“史论”的选文来源及选文方式。史书大量入集的转点在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是最具先导性和标志性的选本。研究者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宋代、明代、清代总集援史入集的契机及选文特征，从而在宏观上展现出史书进入总集的整体面貌。

　　第二，探究史书入集的文学语境与现实需求。总体而言，崇尚六经、经史合论的学术之风，叙事文学的兴盛，“以古文为时文”的风气，对“传”“赞”“论”等文体发生的追溯，是史书能够进入文章总集的不同语境。一部总集之所以选录史书，可以有多重维度的原因；在不同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不同的总集在选录史书内容时，或可有不同的侧重。

　　第三，从史书文本进入总集的形态入手，对总集截取史书的方法进行概括。选编者在截取和命名时，或以言辞为中心，或以事件为中心，或以文体为中心，或以人物为中心，或以主题为中心。总集对史书的重构在于对所截取的部分进行重新命名，以突出选录的目的；对截取文本进行补充注解，从而构成新的文本。

　　第四，对史书文本入集所呈现出的文体学现象和文体学观念进行考察。史书入集的文体学意义主要在于：标明文体的开创性意义，完善文体的发展链条；彰显文体的正宗，标明正体。通过选编者的命篇及命体，可看到新文体如何被定义，也可发现同文异体及同文异题的文体学现象。研究者可对史书进入总集频次最高的文体进行分析，探究总集对史书“赞”体的认识，总集青睐“赞”“论”的原因，史书“传”体与文人“传”体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及“序”与“表序”的离合关系。

　　第五，对史书文本入集这一过程相关的典型个案进行研究。如真德秀作为理学家，其文章观念与史书入集有重要关系，故《文章正宗》对史书的选取和节录方式需细致探讨。明代唐宋派在文学取法上推举《左传》《史记》，但对归有光、茅坤的古文观念仍要具体辨析。清代桐城派将《左传》《史记》作为古文的最高典范，方苞、姚鼐、曾国藩等人也通过编选总集来阐发古文观念。考察桐城派选史入集，可以作为了解清代文学观和学术观的一扇窗口。

　　第六，通过统计史书文本进入总集的篇目，来考察史书中有哪些篇目是总集中较为固定的，力求勾勒出史书的文学经典化之路，并注重古代总集和近现代总集在史书经典选目上的衔接性。

　　第七，史书内容进入总集，涉及对学术源流和学术分类的讨论。从学术上厘清部分总集选编者及章学诚等人对四部分类的看法，讨论古代与近现代在学术分类上的衔接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史书入集的意义。历来对史部文章的重视体现出士大夫对理性及实用性文本的重视，彰显着士大夫“胸怀天下，饱读经史，集政治器识、历史理性与文化胸襟于一体”的精神和格局。研究者可通过梳理和分析史书进入总集的过程，结合各时期面临的时代命题，感受隐藏在文字和篇目背后的意图和情感。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明清诗文选本凡例与文学观念”（2018TS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