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黑格尔诞辰250周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历史感特别强的民族，有着“慎终追远”的深厚传统，而黑格尔由于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渊源关系，自然成为我们以各种形式回望的对象。回望黑格尔之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黑格尔哲学之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的相关性。
问题之缘起与意义
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关系问题，并且不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已然过去了的单纯学术史问题来对待，而是看作今天仍然需要我们严肃对待的思想命题，因为它事关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之世界历史意义的深入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之前，正值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正值“十月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真正开辟；也正值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我们所谓狭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之际。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学术贡献就在于将马克思直接衔接黑格尔，从而阻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向18世纪唯物主义或者说“前康德”哲学退行的可能性，亦即把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保持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水平线之上。
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一种东西方文明进程的形势逆转：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整体革命前景的暗淡，强调将马克思直接衔接黑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渐趋没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蓬勃发展，突破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的“近代解读”范式和革新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理解的思想要求被表达为越来越鲜明的学术议题。
值得强调的是，今天我们再次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关系问题，绝不仅仅是为了把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置放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水平之上，而是通过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从而对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的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明，获得一种更恰当的批判性把握。
以思想把握事情本身
黑格尔哲学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马克思的思想无论就基本概念还是基础论题而言，大部分都直接脱胎于黑格尔哲学，是以后者为直接的思想资料所取得的超越性进展，并且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专门从事哲学体系的建构工作，使得我们今天对马克思思想本身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必须依靠与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性的对照来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也一再表明，那些匆匆越过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对马克思哲学本身所做的形形色色的“当代性”阐发，往往不免落入“前康德的”或“非批判性”的哲学境地。另一方面，由于当代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历史时期，其中内在包含着的社会生活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的问题，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集大成发展所必须解决的“中西马融合”问题，都需要我们不仅从马克思哲学而且从黑格尔哲学中汲取积极的养分。
具体而言，透彻地把握黑格尔哲学，对于阐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来说，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启示：首先，黑格尔第一次真正建立起了在语言和概念中把握“事情本身”的思辨方式，消解了思维和对象的朴素对立，亦即消解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简单对立。如果说扬弃思想和对象的表面对立，是进入黑格尔哲学“概念”思维的基本前提，那么，扬弃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简单对立，则同样是进入马克思哲学“实践”一元论的基本前提。无论是在黑格尔哲学从概念到理念的体系化历程中，还是在马克思哲学从实践到人类现实生活的整个过程中，都同样存在着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自由和“逻辑学”的伸缩性，存在着通过思想和语言来直接把握现实生活的内在诉求和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如果无法理解和进入作为一种“客观思想”的黑格尔哲学，人们就很难摆脱主观和客观、对象和人、唯物和唯心的表浅纠缠，难以真正进入黑格尔所开辟而为马克思所继承的以语言或概念把握“事情本身”的思想道路，并时常堕入表象思维和知性思维的窠臼之中。
其次，由于其形而上学的独特建树，黑格尔不仅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集大成地位，而且因为其中包含着的融贯西方古今传统的理论抱负，向下辐射和覆盖着当今西方社会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的那些最重要的思想论争。因此，可以说是在深层次上理解和把握西方文明思想精髓及其历史书写的最佳桥梁。马克思曾经说过，一般而言，真正的哲学史是从黑格尔才开始的。我们同样可以说，一般而言，真正的世界历史书写也是从黑格尔才开始的。当然，这里所谓的“哲学史”和“世界历史”，就其内容实质而言，主要是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文明所主导的“世界历史”。因此，今天我们讨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哲学关系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克思在“客观思想”的道路上和“思辨”思维的方法论上对黑格尔哲学的继承，还要特别在意黑格尔哲学所表达的那个“事情本身”在今天所具有的实践意义或真理性力量。这一点恰恰无法通过直接阅读黑格尔来简单达成，而必须通过深入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脱离来获得更好的理解。
在批判性对照中呈现时代精神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最著名的批评，莫过于所谓思辨神秘主义和逻辑图式主义。前者指的是黑格尔主宾颠倒，把“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变成了主词，把自然和社会变成了宾词。因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仍然是思辨神学，“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就是其中的“神”或“上帝”。后者指的是黑格尔在具体阐释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内容时，并没有像他宣称的那样真正深入于“事情本身”，而是处处代之以他的逻辑图式。因此，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不过是“应用逻辑学”。
马克思早年对黑格尔哲学的这些批评，可谓措辞尖锐也广为流传，但真正说来并未切中事情的要害。首先，当黑格尔说“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从自身中派生出“自然”和“精神”时，不过是一个逻辑学的“表象”化提法而已，绝不意味着“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在时间上和在发生学意义上“先”在于“自然”和“精神”。恰恰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宗教、艺术和哲学，作为“绝对精神”在其中得到领会和得以实现的方式，虽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人类历史，但只是在他的思辨哲学体系中才真正成为现实。这也正是他的著名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到黄昏时才会起飞”的真实喻义所在。其次，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不过是其“逻辑学”的图式化运用，固然是不错的，而且这一点也是黑格尔本人再三确认的，但我们仍然还要追问一句：“逻辑学”的概念图式又来自何处，并且是否有其内在的理据呢？黑格尔明确说过，“理念”只有两个“无限的领域”亦即“自然”和“精神”，而思辨哲学和一般经验科学的差别就在于“范畴的转化”，亦即在于将一般经验科学的“知性”范畴转化为思辨哲学的“概念”体系。因此，所谓“逻辑学”的纯粹概念体系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真实的根据恰恰在于黑格尔以“思辨神秘主义”的方式放置于派生地位或宾词位置上的自然科学和世界历史的经验性内容。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于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视域颠倒毫无意义。这一视域的颠倒，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被提纲挈领地表达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就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差异简单地看作是“意识”和“存在”（社会存在）的对立，仿佛黑格尔站在“意识”一边，马克思站在“存在”（社会存在）一边。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黑格尔是将“存在”涵摄在“意识”之中，而马克思是将“意识”接纳为内在于“存在”过程中的“意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之于绝对唯心主义视域颠倒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重建“意识”与“存在”、唯物与唯心的断裂与对立，而在于确认黑格尔哲学所意味着的“事情本身”的历史性意义与限度，在于确认马克思哲学在自身所意味着的“事情本身”上与黑格尔哲学的共通及根本差异之处。
简单来说，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在“事情本身”上的相通之处，比如“世界历史”的思想视野、对西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性解剖和“理性国家”的构想等，可以帮助我们较好地领会和理解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地位和使命，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范围完成实践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和解决文化上的“中西马”融合问题。
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在“事情本身”上的根本差异之处，首先是“人与人”“人与自然”这样双重关系的根本颠倒：在黑格尔哲学中，“人与人”之间的意志关系是最为根本的关系，是世界历史的全部内容（所谓自由理念），而“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关系既是意志主体的“思维”功能的自我展开，又是“人与人”之间意志关系的质料基础；但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关联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基石，它的充分展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黑格尔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纯粹意志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纯粹思维关系，不过是这种感性关联的西方现代性实现方式；而马克思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可以是历史性的亦即前后相续的社会发展形态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又可以是和“人与自然”的感性关联完全同质意义上的“生产力”。因此，马克思才会说，超越“异化”或“史前时期”的人类社会乃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而作为感性活动对象意义上的“自然界”同时就是另外一个“人”。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在“事情本身”上的根本差异之处，尤其是建立在这一根本差异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等重要思想，将通过与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对照，始终为我们点亮通向真正的“未来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思想灯塔。
（作者单位：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