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论述，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行的宏观描述和清晰洞见，是以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审视传统悲剧理论，并赋予悲剧全新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悲剧是历代思想家哲学家不断探讨的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悲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悲剧意识。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论述，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宏阔的历史意识：在悲剧冲突的层面表现为将社会历史冲突作为悲剧冲突的主要规定；在悲剧人物层面表现为将历史创造主体作为悲剧人物的性格规定。这里所说的宏阔的历史意识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行的宏观描述和清晰洞见，它以其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审视传统悲剧理论，并赋予悲剧全新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作为社会历史冲突的悲剧冲突

　　悲剧是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挫折、磨难和奋进。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阐发了悲剧产生的社会历史性，指出悲剧冲突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冲突。

　　在西方美学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把悲剧美学的思考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之中，实现了对以往传统悲剧观念的真正超越。众所周知，美学史上有诸多美学家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探究悲剧的本质及其特征，其中对悲剧冲突的理解被视为认识和把握悲剧问题的关键。

　　黑格尔比较系统地从矛盾冲突的角度理解悲剧，充分强调矛盾冲突在悲剧中的作用，并将悲剧作为最适合于表现事物矛盾辩证法的艺术形式。在黑格尔看来，悲剧的本质是两种不同的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是黑格尔心目中的理想悲剧，安提戈涅的哥哥因反叛罪名，死后被曝尸荒野，不准收尸安葬，城邦伦理与亲情伦理、政体伦理与传统伦理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最后，安提戈涅冒死选择亲情伦理安葬哥哥，违反了城邦禁令，被处以死刑；国王也因其暴虐专横而遭到厄运。在黑格尔看来，悲剧中的矛盾双方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伦理力量，就其自身来说，两种伦理力量都具有正确性或合理性，但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又带有各自的片面性或不合理性，即它们都坚持自己的片面要求而否定对方的合理要求，这就构成了不可调和的悲剧冲突。如何消解这样的矛盾冲突，黑格尔试图让悲剧发挥消解对立冲突的功能，在两种片面伦理都必将遭受惩罚和毁灭的情境下，悲剧性的结局等同于扬弃否定双方自身的片面性，矛盾冲突因而得以和解，永恒正义得以伸张。

　　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用两种片面的伦理力量冲突来解释悲剧，不仅滞留于伦理观念的抽象虚空之中，导致其历史观的伦理化和概念化，更抹杀了悲剧冲突中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进步与倒退等的不可调和性，混淆了悲剧冲突的历史善恶标准。后来，拉萨尔在其创作的《济金根》中将悲剧冲突理解为“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黑格尔悲剧观念的拙劣变形，因而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这是因为，拉萨尔将黑格尔悲剧理论的伦理化、观念化、抽象化倾向进一步推向了极端，从而彻底地抽取掉隐藏其中的历史辩证法维度。

　　悲剧冲突是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矛盾冲突都可以构成悲剧性冲突。悲剧的意义在于反映或表征一定历史阶段上善恶两种社会力量不可调和的斗争。在这种斗争冲突中，恶的势力暂时压倒了善的力量。在善的毁灭中，使人们感受到或体验到善的力量在历史实践过程中不断前行所必然要付出的历史代价，从而彰显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斗争的艰难、曲折和伟大，因而获得悲剧的崇高美学效果。因此，悲剧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哀、悲惨、悲伤、悲痛等概念，它必须反映或表征深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应然性，具有强烈的善恶伦理道德倾向，凸显并讴歌人类顽强进取的崇高行为。因此，崇高的美在悲剧性艺术中可以得到最充分、最集中、最强烈、最完美的展现。这样，悲剧所产生的美感效果也与一般的审美效果不同，它常常给人以强烈的情感震撼力和道德感召力。悲剧感处于冲撞、运动的高度亢奋状态，与优美感形成鲜明的对照，通过悲悯与畏惧而达到灵魂的陶冶与净化，从而激励鼓舞人们去完成伟大艰巨的历史使命。

　　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悲剧人物

　　从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角度来理解悲剧人物，意味着将悲剧主人公作为社会历史冲突的主要承担者或承受者，由此生成特定的悲剧人物性格——现实的、个性的、充满激情、坚持理想、活生生的人物。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历史不外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以人及其社会历史实践为核心议题，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谜”，探求人类自身生成的“历史之谜”。人类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创造了一个对象化的世界，同时也创造了自身及其自身的历史，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对马克思美学思想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德国美学家席勒在论述悲剧时指出：“只有在‘人’这个字的全部意义上的人，才能作受苦的对象。”席勒认为悲剧艺术家特别善于塑造那种“善恶交织的性格”和“介乎完全堕落和完美无缺的人物之间”的人，将其作为悲剧主人公，以产生令人震颤的悲剧美学效果。车尔尼雪夫斯基专注于悲剧与人生的内在一致性，并极力推崇伟大人物承担悲剧主人公的历史主体性使命，认为“悲剧乃是人生中惊心动魄的事”，“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标举悲剧人物必须具有“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语）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有了人，有了历史主体，有了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且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生生的人，历史才不会成为某种抽象化、冰冷化、铁锈化的工具或规律，而成为人之历史——历史因之充满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正是基于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悲剧意识在强调历史冲突的同时，更为强调置身于历史之中的历史创造主体——显然，这一历史创造主体也正是悲剧人物的主体规定或性格规定。

　　悲剧冲突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进程中所必然要经受的历史挫折和磨难的产物，是不同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一种表现。它往往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因而，特定人物的悲剧性格从根本上说乃是特定社会矛盾斗争在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观表现形式。人物性格的悲剧性冲突可以曲折复杂地折射出社会各种矛盾的对立冲突，这样，个人的性格悲剧便取得了普遍的社会历史意义，具有反映或表征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悲剧价值。传统悲剧美学观往往注重悲剧冲突在人物性格内部展开的主观方面，而不能对悲剧性格产生的根源进行社会历史分析。这是因为，传统悲剧理论缺乏宏阔的历史意识，缺失历史主体性意识，没能理解人物性格乃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致使其难以透识悲剧人物的内在性格冲突来自于外部社会历史矛盾冲突的内化。

　　悲剧性格最充分地表现在以描写人物内心世界冲突为主题的性格悲剧中。性格悲剧以刻画悲剧性格为艺术表现手段和最终目的，通过善恶势力不同重量配比所带来的严重心灵倾斜和崩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实践过程中自我征服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磨难。悲剧是人类在改造和征服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必然要经受的苦难挫折。由悲剧性格导致的性格悲剧则集中反映了人类自我征服时所进行的痛苦搏斗。它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程度，并能够在人类自身的内在矛盾冲突中折射出整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剧必然性。由于悲剧性格直接表现人类征服自身的悲剧主题，所以它能非常强烈地震撼人的心灵，有相当大的悲剧感染力。悲剧性格人物最后的悲剧性结局，较之其他悲剧人物所引起的悲剧感受也丰富复杂得多。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悲剧冲突无疑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是历史辩证法的一种文化表征形式，因而成为人类迈向“自由王国”所历经艰难的历史见证。作为矛盾冲突的辩证想象与历史表征，历史冲突在艺术审美领域中表现得最为激烈、最为复杂、最为典型，其根源于新旧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冲突在一定历史阶段是难以避免和难以解决的，因而其必然地导致新生进步力量在创新图变中遭受挫折——因“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而导致毁灭，由此产生震撼人心的崇高美学效果。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人文艺术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