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新时代深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研究工作，深圳市纪委监委与深圳大学共建的深圳大学廉政研究院暨深圳市廉政研究基地于近日揭牌成立。主题为“粤港澳大湾区廉政协同创新与治理”的学术研讨会也于揭牌当日在深圳大学举行。

　　推动大湾区廉政共建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公婷从粤港澳互动交流的视角出发，探讨了三地的廉政共建问题。公婷认为，由于腐败具有复杂性、流动性和隐蔽性三大特性，随着粤港澳互动交流的进一步加深，腐败案件往往会出现跨区域性。因此，协同治理特别是跨区域的协同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粤港澳地区多种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并存，体制机制上的协调空隙可能会导致该地区的腐败更具复杂性。因而，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注重体制机制上的协同创新，尽可能统合反腐败力量，共同治理腐败。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谭安奎表示，要从剖析“自身条件”出发，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廉政建设进行定位。谭安奎认为，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尤为重要且尤显复杂。要做好湾区内部的协调工作，优良有效的制度创新与政策创新是重点，但也会有一定的风险。这就需要通过精准研究，明确具体的风险点，然后逐一击破。进行廉政协同创新，不仅有助于从体制内部控制风险，还可以通过经验扩散实现对私有部门的监督。就具体的廉政建设而言，实现内地以纪委监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制与港澳廉署之间的架构对接、机制变通、工作协同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朝阳表示，与香港廉政公署的职能略有不同，澳门廉政公署不仅负责反贪，还负责处理行政申诉工作。总体来看，澳门廉政公署在廉政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其架构、机制及作用与香港、内地的廉政部门有所区别，但仍然可以通过工作机制上的协同创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整体布局中。

　　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院长肖金明认为，应从多学科、跨学科合作研究的角度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廉政协同建设。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关于反腐败的学术研究与实务工作是可以统合起来的系统工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廉政研究需要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这样才能真正把握问题，并提出切实有效的实践方案。尽管不同学科对于“治理”的理解不甚相同，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治理与法治必须联系在一起讨论，这是认识和规划大湾区廉政建设的基本框架。如何基于“和而不同”的理念，在粤港澳之间实现法治体系内部的衔接，是推动大湾区廉政协同创新的基础法理问题。

　　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张贤明基于吉林省的调研数据，分享了关于近三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公众满意度的研究成果。通过近三年的数据对比，从整体上看，民众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开展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满意度逐年上升，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不断降低。从反腐败队伍建设来看，民众对纪检监察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的信任度和信心指数日益增强。从对反腐败的期待来看，民众对各级党委政府今后反腐败工作的信心显著提升。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国权在中西政府权力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以解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实践的“新分权论”。他提出，区别于西方三权分立式的“政治性分权”，中国的行政权力体系可以用“功能性分权”来概括。实际上，自党的十六大开始，我国就在探索决策、执行、监督这三种权力之间的实践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央强调要确保构建起三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机制，这样的分权实践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符合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倪星认为，中国自2013年以来进入前所未有的高压反腐状态，以强力治标为治本赢得了时间、奠定了基础。从世界范围来看，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工作卓有成效，但也引发了关于“高压反腐能否可持续”的争议。他认为，学界应该在此背景下重点关注三个问题：中国是否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反腐败道路；这种特色是否符合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高压反腐背后的深层作用机制是什么。此外，还有四个要素值得分析，即国家权力的重构、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力量的参与、新兴技术的赋能。在高压式反腐败斗争的背后，实际上有一套治本的制度安排正在形成，这才是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