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文化学阐释及文化社会学研究已经从学科边缘走向学术研究舞台中心。社会学的文化研究，倡导从社会学视野出发，利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审视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有学者表示，社会学的文化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社会学研究领域长久以来存在的宏观与微观、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之间的理论裂痕。

　　巩固社会学学科地位

　　虽然在社会学创建之初，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社会学家都从不同维度关注文化现象，但文化并没有成为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郑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化转向一改将文化视为派生或边缘现象的传统偏见，将文化问题引入了西方社会学的核心思考。这一文化转向，有效地将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引入了社会学核心论域，从而颠覆了由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编织起来的、充满本质主义色彩的世界图像，同时使得人们不再迷恋于诸如绝对客观性和绝对必然性这种形而上学的预设，进而促使人们开始正视经验本身的不确定性，并将世界视为一个生成过程，而不是预定的事实。由此，文化不再只扮演某个次要角色，而是成为理解社会和世界的主导视角。这也意味着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秋云表示，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意味着社会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三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第一，社会学从研究宏观重大理论问题向研究社会具体问题和微观现象转型，社会学学科边界得到拓展。当代社会研究中颇有影响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也将被社会学吸纳和融合。第二，社会学研究只有深入到具体的文化情景中，才能真正理解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实践的意义，才能巩固和扩大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影响力。第三，当下传统社会学研究中高雅与庸俗、“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众与精英的文化区隔，已经不再那么意义鲜明，社会学将变成真正研究人的整体性科学。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利生告诉记者，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双维面向：在宏观层面，文化与社会结构密不可分；在微观层面，文化则与普通人的日常实践息息相关。社会学意义上“文化”概念的双重指向，意味着文化社会学研究能够为理解社会提供一种更为丰富和立体的视角。借助文化的棱镜，既可以理解构成社会的总体性“骨架”，又可以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探究个体日常实践的动因、过程及意义。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肖文明认为，文化转向与文化社会学的兴起，可以重新唤起人们对社会生活意义的关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生活，并在此认识过程中丰富人们自身的意义世界。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所倡导的“文化自信”，应建立在相当程度的“文化自觉”之上。文化社会学将有助于促进“文化自觉”，并在此基础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引。

　　量化研究方法面临挑战

　　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不仅包括经验世界中可见的生活方式、制度规范和行为准则，还包括内化于个体心灵结构之中的主观经验和惯习。赵利生表示，文化内部的关联原则并不依赖单一的因果关系，而是寄寓于特定的情感、思想、信仰和价值。非因果性的关联原则造就了“文化”特殊性、多样性与复杂化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往往难以被强调普遍性和清晰化的量化研究所捕捉。这可能是单纯量化研究在研究文化时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另外，主观意义上的文化虽然不可见，却为个体的日常实践赋予了意义、确定了方向。因此，在质性研究的框架内，对生活世界中个体的日常实践展开“事件—过程”分析，可能会更为准确地理解隐藏于日常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之网。

　　郑震认为，文化转向和时空转向、关系转向是共属一体的，它意味着一种范式的转变，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社会学方法论的冲击。毕竟，文化的价值多样性和多变性导致人们不可能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和研究，价值标准的多样化使得寻找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是徒劳的，以至于社会学的定量统计，往往只是建立在一些虚构的同质性假设之上。在他看来，不能认为定量研究对于文化世界毫无意义，诸如社会行动的频次之类的数量特征，的确为有限的量化统计提供了可能性。但这显然不是对文化本身的量化，而是对意义关系的行动表象的量化。同时，这样的量化研究必须与对表象背后意义的理解相结合，后者尽管缺乏定量研究的精确性，却能够以定性研究的方式，帮助人们更好地领会社会世界的因果关系。这也许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精确预测的工具，却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社会事件的时空性特征，而任何定量研究建构的相关性，只有在这样的思路中才能减少其虚构的危害，并充实其合理性。

　　一般来说，研究方法只是社会学家分析、理解和解读社会现象时使用的工具，具体使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还是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要视具体的研究论题而定。孙秋云认为，由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牵涉大众文化和新媒体文化，个体之间由于审美观、价值观和个性的不同，看法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质性研究方法中的诠释学方法、现象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建构主义方法以及参与式研究，对于文化社会学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肖文明表示，如何对意义进行一种深度的阐释，并揭示人们所谓的文化或者意义的实质内涵，或许是量化研究方法面临的巨大挑战。在这方面，质性研究或许有更多的优势，更能提供一种对于意义的“深描”。

　　推进本土化研究

　　关于未来如何推进文化社会学研究，郑震表示，社会学关注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所谓的主体和客体，而是非实在的社会关系本身，克服主客体二元论并建立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关系主义的世界观，也许正是文化转向的社会学的进步之道。一种非二元论的关系社会学，恐怕才是对文化转向的社会学意义更为精准的诠释，而这也就激活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非二元论的价值。如何在东西方对话的语境中重建社会学的思维范式，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而要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和世界化，在这里似乎可以找到一个有效的切入口。

　　赵利生建议，首先，要推动文化社会学的本土化构建。当前，中国文化社会学研究沿用的主要范式仍来自于西方，但西方文化社会学的诸多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境相契合，依然值得商榷。因此，本土化可能是当前中国文化社会学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是重要的推进方向。其次，推动文化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交叉与融合。注重引入人类学特有的田野工作方法，通过细致的民族志书写，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呈现、理解和阐释文化及其变迁，这可能是当前文化社会学研究潜在的推进方向之一。最后，促进文化互动、交融与整合。在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更好地在民族与区域文化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当前文化社会学应关注的另一重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