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华盛顿6月1日电 （记者王悠然）《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期刊5月27日在线刊发的两位美国学者合著的论文称，政治游说对美国气候立法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未来仍有改善的可能。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研究人员凯尔·C.蒙（Kyle C. Meng）与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主任阿什温·罗德（Ashwin Rode）在这篇题为《气候政策游说的社会成本》（The Social Cost of Lobbying over Climate Policy）的文章中表示，尽管已有大量证据表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益处超过制定实施气候监管措施的成本，但许多国家的气候政策都未能落实，减缓气候变化的紧迫需要与相应的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在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时，两位学者表示，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希望获益于其他地区的减排成果，而非在本地区执行减排计划；另一方面，政治游说阻碍了气候立法。两位学者考察了2009—2010年美国私人部门针对《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展开的游说活动。该法案曾被视为美国最重要、最具希望的气候法案。该法案得到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但未被提交给参议院讨论或投票。这一失败至今影响着美国的气候政策，同时还增加了国际气候谈判的不确定性。

　　两位学者发现，美国私营企业共花费了7亿多美元针对《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进行政治游说，其中14%的费用被用于2009—2010年间。估算结果显示，这些企业的游说活动使《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获得通过并实施的概率下降13%，进而导致气候变化给美国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600亿美元（以2018年美元价格计算）。

　　这项研究是科学家首次量化分析政治游说对气候立法成功率的影响。此前相关研究一直缺乏充足的数据来说明哪些主体花费了多少钱以影响立法进程、谁会从中获利或受损以及损益幅度有多大等问题。两位学者表示，今后，政府可依据此类研究结果对基于市场的气候政策进行小幅度调整。例如，向预计会因气候监管而遭受损失的企业发放一定的免费排放额，以减轻它们的反对力度，从而提高气候立法的成功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