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传播”概念的提出，为所有本土学科发展扩容、赋能、增值。几乎所有的学科都离不开翻译传播这一助推器，跨文化学派称之为中介或桥梁。各个学科的翻译传播研究是“翻译传播”为各个学科带来的新形态，不断扩大各个学科的知识边界，丰富各个学科的内涵。翻译传播给每个学科带来学科的增长点和生力点，使之跨学科化，助力本土化知识和智慧走向国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中国智慧在国家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具有体系化、时代性和世界性的鲜明特征。如何将这种治理理念及时有效地传播出去，就成为翻译传播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需要各个学科协同攻关，开展跨领域、跨文本、跨媒介、跨文化的整体研究。

　　治国理政知识是普遍性的世界知识

　　作为国家话语的重要载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本鲜活地阐释了中国大地上已实现和正在实现的伟大中国实践。这一国家话语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开展实践后获取的知识和智慧的及时总结和提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绿色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等新理念、新概念、新表述，就是中国本地化知识在国家话语中的生动体现和有力表达。对于亚非拉具有相似历史背景和发展愿望的国家来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所承载的各种“本土化”治理知识和智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卷本的编辑、翻译、出版和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大国家工程，其丰富的国家治理知识、话语和智慧借由各种渠道走向世界，广受国外受众的关注和重视。中国政府部门和出版机构开展多种推广活动，例如，与国外图书出版机构合作，举办多场新书发布仪式；借助各国政府和社会资源，邀请国家政要、知名学者、著名报章杂志和主要新闻机构的人员参加座谈会、研讨会、推广会和评介会，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行宣传和推介；定期开展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领导人峰会，主动介绍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等。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中国话语在海外的影响力。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研讨推介会写下贺词：“这本书为了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四卷本多语版的全球发行和传播，已经形成一整套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话语和知识体系，其承载的中国概念和术语的生产、流通、传播和接受，已为普遍性知识的呈现打下文本基础。体现中国智慧的国家治理话语，就是当前语境下的最强音。我们需要深入研究，探索创造知识的规律，知晓生产知识的机制，提高传播知识的意识，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遍性知识推广出去、传播出去，和世界一起共享中国智慧。

　　加强治国理政知识的翻译传播研究

　　重视翻译传播基础研究。为了配合国家战略，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开展系统专门的学术研究尤为重要。首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创造出一种不同于以往“专题摘编”“专题论述”等的“政论散文体”风格，以其生动性、可读性和精粹性，吸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翻译传播时应对这一鲜明语体特征加以重点关注。其次，从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环境、影响因素、传播渠道、受众群、传播效果等几个层面，对治国理政知识的跨语际传播实践开展整体性探究，建构可行的翻译传播模式。再次，以具体的传播案例、现象和问题为依托，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历时传播进行逐层分析，及时总结传播经验，丰富和完善翻译传播理论。此外，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色话语的对外翻译传播比较研究，探索翻译传播的基本规律，为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可行性、现实路径及其世界意义提供理论支撑。

　　推动学科之间的协同研究。治国理政话语的翻译传播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知识传播为重点，注重接受实效的领域研究。一方面，可以借助其他学科方法、视角和进路，来剖析治国理政话语对外翻译中的各种传播命题和话题；另一方面，对于治国理政话语对外翻译传播中涌现的具体问题和议题，采取“会诊把脉”的方式，汇聚相近学科的智慧，对其合理性加以科学解释，以验证设定的传播预期和目标。同时，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采集、提取、归纳和剖析来自受众的数据和信息，及时反映特定区域与国家市场的动态走向，为翻译传播研究提供切实的数据支撑。

　　开展精准有效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精准传播是提高治国理政话语对外传播效果的最佳方式。为了提升对外传播效果，我们首先需对传播的区域与国别加以分类，将对象区域和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惯习、受众品位、市场规则等影响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依托多元传播行为主体，采取多种、多样、多维的传播策略、方法和手段。其次，开展相应的区域与国别传播研究，比如治国理政话语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对非传播研究等。还可以围绕传播主题，开展政治传播、媒介传播、学术传播、企业传播和教育传播研究等。此外，建立可行的传播效果评价机制，对不同区域和国别的传播效应、受众接受度和态度变化等进行评估，科学地分析治国理政话语在对象区域和国家的落地情况，为理论研究提供可靠的证据。

　　另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海外成功发行与传播，除了传播方式多、传播渠道广、受众定位准等因素，还有对象国的参与和互动。这种多级传播模式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探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外译介不仅拓宽中国的国际话语空间，以自信的姿态真正走近国际舞台，而且为中国打造了一张崭新的文化名片，传播中国声音，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形象。为了助推治国理政话语的翻译传播，我们还需立足学科、协同创新、聚焦区域、搭建平台，通过多种传播渠道，主动向世界讲解新时代中国治国理念与施政方针，把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理念等知识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话语的翻译传播研究”（2019SJZDA105）、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基于大数据的中国主流媒体疫情防控报道的话语研究”（2020BYY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城市发展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