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第一本外文图书《论人民民主专政》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的对外出版发行，以领导人著作、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文件和其他重要党政文献为载体的时政话语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治国理政的成功实践。时政话语对外翻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作为我国党政文献对外翻译出版发行的主力军，70余年来，中国外文局及其旗下的外文出版社等用多语种对外翻译出版了大量党政文献，也积淀了较为丰富的时政话语对外翻译和传播经验。在时政话语对外翻译中，我们一直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忠实于原文，在理解原文核心信息和思想内涵的基础上进行翻译。翻译时政话语的第一关是读懂中文。时政话语特别是领导人讲话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外交、军事、党建等各个方面，内容高度凝练概括，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集中呈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思维模式和语言特点。这就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和中文功底，以及良好的查证能力和质疑意识，能够在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避免为追求形式上的对应而牺牲原文的核心信息，或对新概念新表述进行过度解读、片面解读。

　　例如“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个新表述如果按照字面翻译，外国受众肯定看不懂；按照中文的具体解读进行翻译又过于冗长。经过定稿专家讨论，我们决定采用与中文类似的高度概括性的语言进行处理，译为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and the wider world，较好地传递了原文的核心信息。

　　二是融通中外，用目标受众能够读懂的语言进行翻译。时政文献对外翻译的目的是帮助目标语言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因此译者必须具备敏锐的受众意识和国际视野，努力跨越中外在语言、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用符合受众阅读习惯和目标语语言规范的译文来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这就需要译者在熟练掌握目标语言文化的基础上，有效运用各种翻译策略。例如，在选词时注意褒贬、轻重等感情色彩，在处理特色词汇时注意增加背景信息或删除冗余信息，在处理超长句子或段落时重组句子或段落结构等，以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例如，在谴责某些国家的“霸凌行径”时，不宜使用bullying，因为这个单词多指学校、工作场所的霸凌，不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里可视语境译为hegemonism或abuse of the weak by the strong。

　　需要注意的是，贴近受众需求并不是一味采取“拿来主义”；在涉及重大理念和原则的问题上必须以我为主，立场鲜明，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政府和媒体的不当或不实表述。这也是对译者政治素养的重要考验。时政话语对外翻译中，当“贴近受众需求”和“忠实于原文”这两个要求难以兼顾时，则应以“忠实”为首要遵循。一些中国特色鲜明的表述如“两个维护”“四个全面”经常以简称形式出现，但很难找到含义、词性都与中文对应的简洁、地道的英文表述，因此使用了Two Upholds与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这种简洁但比较中式的英文表达，然后再通过注释或上下文的解释来帮助目标受众理解。

　　此外，时政话语对外翻译中还应该特别注意一些敏感表述的翻译。除了常见的涉及性别、年龄、种族、民族等方面的敏感表述外，译者还要特别注意一些涉及领土主权、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表述，确保译文准确规范，避免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甚至争端。例如，台湾当局“政权”机构及其职务的译文，不得使用其自定的英文名称，只做解释性翻译，如“台湾当局”译为Taiwan authorities，台湾各“院”“部”“委员会”等机构使用authority或body（均小写、单数）等；不得将台湾地区与中国或其他主权国家并列。又如，“卢沟桥”作为中国地名应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译为Lugou Bridge， 不能使用一些外国书刊常用的Marco Polo Bridge。

　　时政话语体系本身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译者也不能固守陈规。在遵循以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应不断创新，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与时俱进，为世界讲述更为精彩的中国故事。

　　（作者系外文出版社英文审定稿专家）